永禄十二年夏天，京都的政治尚称平顺。新占领的广大区域，在统治上已经逐渐迈上轨道。撤废关卡和统一货币的措施日益普及，使物资的流通更加频繁顺畅，也大大扩充了堺市或京畿商人的商圈，使他们的荷包更加丰盈饱满起来。原本不满信长强索矢钱的都市居民，终于体认到中央集权制度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于是立场逐渐动摇，从死守旧制转而支持信长的改革。

    这为织田家的政治、军事带来了明显可见的正面影响，畿内变得易于统治，财政收入更是丰硕有余。

    然而，织田信长却一刻都不肯停歇，立即运用丰盈的财政收入推动地方建设，并且特别倾注力量在皇宫的营建上。信长冀望利用日本最高的传统权威——天皇——来达到他“天下布武”的目的。天皇自从“建武中兴”以来，表面看来似乎退出了政治舞台，事实上，是他因此能够加入新的改革派来对抗足利幕府的旧制。这点很近似于明治维新的志士，拥立天皇反抗旧有的德川幕藩体制。

    信长同时也推动了宗教界的改革。他在领地内普及乐市乐座制度，撤废各地的关卡，并且课徵矢钱，使得寺社丧失了过去由“座”所得到的利钱和关卡的通行费，又令他们吐出了一部分积蓄，寺社的财力因而大大减弱。不过，改革宗教界不只是一种财经政策，同时也是一种治安政策，因为削弱了寺社的财力，降低了僧兵或寺院武士的力量，寺社便无法轻易地作乱造反了。信长可以说是最早明确意识到经济力是军事力的基础，并且将之政策化的日本人。

    当然，信长最大的关切还是在军事与外交。他心里很清楚急速成长的织田家所面临的危险。长久以来，凡是在京都举旗的人，一定会遭到各地大名的嫉妒与觊觎。

    “远交近攻”——这个放诸任何时代皆准的策略，也正是此时织田家所采行的基本策略。信长将三河的德川和北近江的浅井视为“卫星国”，因此他所拟定的方针，是和武田、上杉、毛利、长宗我部等东西两侧的强势大名维持友好关系，同时逐渐并吞京畿附近的中小势力。因此，他不断派遣使者前往上杉家和武田家请安问好，并且再三向毛利家表明愿意协助其征讨中国地方。而这些迟早必须和织田家决一死战的大名，此时仍忙着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尚没有足够的实力向信长挑战。

    留守京都的木下秀吉也负担了一部分织田家的外交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探查西方、摄津、播磨、丹波等地方，监视退回阿波的三好三人众，并负责与毛利家联系。

    一日，毛利元就派遣急使前来会见秀吉：

    “中国各地情势不稳，我方陷入苦战。愿拜领织田家之诚意，恳请出兵播磨、但马等地。”

    “元就大人真是个厉害的角色。”

    秀吉向弟弟小一郎吐露了他心中的感想。

    毛利元就原本臣事大内家，只是安艺吉田的小城主，现在却一跃成为拥有中国地方十几国数十万石领地的大名。他和织田信长一样，是个合理主义者，只是作风略有不同。在著名的严岛会战中，他以大胆的奇袭战术打败了取代大内家掌握中国地方西部霸权的陶晴贤，足堪与信长的桶狭间之役媲美。不过之后他便开始采行规避风险、长期攻略的稳扎稳打策略，这是因为随着年事渐长，元就更具智慧，懂得掌握分寸、量力而为。

    在织田信长顺利上京之前的几年，毛利家就是全日本最大的领主，而且因为得地利之便，工商业繁荣，外来的新技术也不断地流入。若要制霸中央，毛利家明显地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事实上，假使元就真有此意，只要派出强大的水师在摄津附近登陆，应有相当大的胜算可以一举攻下京城。

    然而，毛利元就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对京都不感兴趣，反而比较中意山阴地方和北九州。与其风风光光地霸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