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说我的手都无法抬起来刷牙。一个下半辈子只能躺着不懂的伤残人士，现在，在拍到的录影带里光着上身，腋下的汗水在那箱机油盒子上留下深褐色的湿印，我简直可以当马戏团里的大力士。

    生活在户外，气候好，吃得不多，睡眠充足，这个晒得黑黑的肌肉猛男简直就是我十九岁时的模样。

    这是我所过过最好的生活，而这个被我关在厕所里的家伙却要把我的生活全毁了。

    大部分伤残官司都还在上诉期间。那些保险公司的人，希望缠讼多年，只要能弄到五分钟清楚的录影，看到他把一具旋转挖土机放进他的小卡车里。他们把这段录影拿到法庭上播出来。结果是：案件审结。伤残申请驳回，那个可怜虫，前一分钟他还在满怀希望，想到下半辈子每月可以领导一大笔足够花用的现钞，还有医疗费用，加上所有他需要的止痛剂、镇定剂和安眠药，来安乐过日子。辩方在法庭上把录影带一放——那具旋转挖土机放进他的小卡车里里——他就什么也没有了。

    他已经四十五或五十岁了，还被控扎诈领保险金。他后半辈子再也没有别的，只能领个最低工资，没有福利。一直要等到六十几岁够资格退休之后，才会有闲暇时候。

    此时此刻，对莎拉·布侬来说，就算是因为杀人入狱的生活，也好过税缴不出来，车子给没收，在街上推个手推车当游民。

    我和她处境相同的那时候，手里只有一盒四瓶强力杀虫剂。我所在的拖车底下有一个胡蜂窝。每瓶杀虫剂上面的用法说明都说先摇匀，再打开顶上的小瓶口。杀虫剂会就自动喷出毒烟到瓶空为止。

    标签上说什么都杀得死。

    那个可怜的侦探。我爬上梯子，把四瓶杀虫剂全由厕所的通风管丢了进去。然后，我用手捣住管口，以免有什么漏出去。我在上面，像个阿道夫他妈的希特勒，把毒气丢下去，听那个侦探咳嗽，苦苦哀求让他透透气。先是他作呕呛到的声音，然后是大量粘稠的秽物吐在地板上的声音。单只是这个声音，就差点让我也想吐。杀虫剂的硫磺味和呕吐秽物的臭味，那些杀虫剂不断吱吱作响，白色的烟雾由每一个细缝和钉子孔溢出。带汽油味的烟因为那个侦探用力撞墙又撞门地想要逃出去而从四边渗了出来。他撞得在那套棕色好西装垫肩里的肩膀和手臂都淤青了，也让他耗尽了力气。

    我坐在这里，一条腿从腰部以下都在痛。等着莎拉·布侬找出解决方法。我有好多事情想告诉她。那种强烈杀虫剂只让那个侦探和我两人都恶心呕吐。还有用大扳手敲人家的太阳穴是什么感觉。还有，前面打的那十来下，只会弄得一团糟，就算两手抓住往下打，也不过打掉头发打出血，并不能真正地打碎多少骨头。还有血会变得滑不留手而难以握住。而且你还得找东西来清理，把这事给做完。

    如果说我在杀掉路易士·李·欧连世先生之前并没有失能的话，事后可就是了。杀人是件辛苦的工作，辛苦而又一团糟的工作。辛苦而又一团糟而且还吵死人的工作，因为他大喊大叫，说的话和屠宰场上一条牛的叫声一样没什么意义。

    我当时的想法是，就算我不杀了我这位多管闲事的侦探先生，那冰冷而漫长夜晚也会让他送命。鹿虻和他断腿引致的休克也会。死了就是死了。这样死法可以让我们两个都不必受苦。不必受太多的苦。

    就算我始终不被逮到，但杀了那个侦探的事还是毁了我当伤残人士的乐趣。现在我知道会有人在监视，我也看过那张列印出来的清单。总有一天会有另外一个侦探来查我。

    所以，既然打不过，不如跟着做。

    在电视上播映的下一个函授学校广告，我就打了电话给他们，他们教你怎么跟监一个嫌犯，怎么倒垃圾桶里去翻找证据。不到六个礼拜，我就拿到一张说我是私家调查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