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子球机的呼唤从我的生活中倏然远逝。空落落的心情也已消失。当然，“大团圆”不至于因此像“亚瑟王和圆桌骑士”那样到来。那是更以后的事。马倦、剑折、盔甲生锈之时，我躺在长满狗尾草的草原上静听风声好了。哪里都可以——水库底也好养鸡场也好冷库也好一我走我应走的路就是对我来说，这短暂的尾声只不过如露天晾衣台一般微不足道。

    如此而已。

    一天，双胞胎在超市买了一盒棉球棒，有三百支装在盒里。每次我洗澡出来，双胞胎都坐在我左右同时掏两侧的耳朵。两人耳朵掏得着实够水平。我闭目合眼，边喝啤酒边在耳里听两支棉球棒窸窸窣窣的动静。不料，一天晚上正掏耳时，我打了个喷嚏。这一来，两耳一下子几乎什么也听不到了。

    “听得见我的声音？”右侧说。

    “一丁点儿。”我说。自己的声音是从鼻内侧传来的。

    “这边呢？”左侧说。

    “同样。”

    “打喷嚏打的。”

    “傻小子。”

    我叹息一声。简直就像从保龄球道的端头听裂开的七号瓶和十号瓶说话一样。

    “喝水会好的吧？”一个问。

    “何至于！”我气恼地吼道。

    然而双胞胎还是让我喝了一铅桶分量的水，结果无非弄得肚子不适罢了。痛并不痛，肯定是打喷嚏时把耳屎捅到里头去了，只能这样认为。我从抽屉里掏出两支手电筒，让两人查看。两人像窥视风洞似的把光射进耳内，看了好几分钟。

    “一无所有。”

    “一尘不染。”

    “那为什么听不见？”我又一次吼道。

    “过期失效了。”

    “聋了。”

    我不理人，翻开电话簿，给最近处的耳鼻科医院打电话。电话声听？甚是吃力。也许这个原因，护士似乎多少有点同情，说一会儿就开门了，叫马上过去。我们火急火燎地穿好衣服，出得寓所沿街去。

    医生是个五十上下的女医生，发型虽如一团乱铁丝，但给人的感觉不错。她打开候诊室门，“啪啪”地拍了两下手示意双胞胎别出声，然后让我坐在椅子上，不无冷漠地问怎么了。

    我讲完情况，她说明白了，叫我别再吼了。接着拿出没带针头的大号注射器，满满抽了糖稀色液体进去，递我一个白铁皮喇叭筒样的玩艺儿，让贴在耳朵下面。注射器插入我的耳朵，糖稀色液体在耳孔中如斑马群一般狂奔乱跳，又从耳朵里淌出，落进喇叭筒。如此反复三次，之后医生用细棉球棒往耳孔深处捅了捅。两耳弄完时，我的听力恢复如初。

    “听见了。”我说。

    “耳垢。”她言辞简洁，像在做接尾令。

    “可刚才看不见的啊。”

    “弯的。”

    “你的耳道比别人的弯曲得多。”

    医生在火柴盒背面画出我的耳道，形状像是桌角钉的拐角铁。

    “所以，如果你的耳垢拐过这个角，任谁怎么呼唤都回不来了。”

    我哼了一声：“如何是好呢？”

    “如何是好……掏耳时注意就行了嘛，注意。”

    “耳道比别人弯这点，不会带来别的什么影响？”

    “别的影响？”

    “例如……精神上的。”

    “不会。”她说。

    我们绕了十五分钟的弯路，横穿高尔夫球场，回到宿舍。第十一球洞的狗后腿形球道使我想起了耳道，标志旗让我想起棉球棒。还有，遮挡月亮的云使我想起B52轰炸机的编队，西边郁郁葱葱的树林让我想起鱼形镇纸，空中的星星令我想起发霉的洋芫荽粉……算了算了。总之耳朵在无比敏锐地分辨着全世界的动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