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形、上帝巡游后遗弃的圆柱船形。

    另外一个特派记者此前曾经看见总统到达过瓜米尼，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旁边是阿道夫。阿尔西那（①阿道夫。阿尔西那（i829——1877），阿根廷军事家、政治家。1868——1874年期间任阿根廷副总统。）于一八七五年下令挖掘的水沟遗址；当年挖掘水沟的目的是阻挡纳蒙古拉酋长率领印第安人的侵扰，从那时起，这道水沟就不断地向地心深入。成千上万的动物落入这道长达三百公里、由于土壤侵蚀而变得深不可测的水沟里。在黑糊糊的裂缝里，腐烂的热气发出磷光吸引了成群的蚂蚁和屎壳郎；但是没有人能忍受得了这种气味。尽管如此，总统却坐在那里，处于绝食和自我惩罚的状态中。派遣到瓜米尼的那位记者在呼叫：“连多吗？连多吗？

    录上我的声音没有？”那个名叫连多的人回答说：“听到了，声音很好。我马上播出你和总统的谈话。我这里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安排了专门报道。”到此为止，播音是完美无缺的。但是，连多刚一说：“先生，下午好！”静电的噼啪声就打断了播音，听不见任何声音了。

    雷伊娜心里想：“我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面把收音机放在桌子上。

    要么是眼下的现实仅仅是一种幻觉；要么是新闻界在创造现实。不知道为什么她脑海里突然冒出西班牙著名诗人贡戈拉的一首十四行诗中的三行诗句来：“梦，戏剧的作者，／在由风搭建的舞台上／常常给美人披上阴影。”可眼前这些故事不是梦。

    那时，人们是当真的，没人觉得是难以置信的。如今，人们都知道了：那位忏悔的总统没去任何一个大家看见的地方：八点钟，他从禅房溜出来；然后从胡宁附近的一处空地坐上政府的直升机回总统府去了。次日上午，总统玩了两个小时网球，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雷伊娜没有考虑那场戏的复杂性，而是在想天已经很晚了。已经九点半了。管家和司机在外面露天地里等候着。卡马格可能已经到达门布里亚尔，现在正沿着湖畔与水渠的分界线摸索前进呢。雷伊娜把杜松子酒钱放在柜台上的时候，没能躲开杜蓝把她的手压在柜台上。那家伙满嘴酒气地说道：“宝贝，天还早，别去睡觉！

    干吗要走哇？睡觉是太早了，可是干点别的好玩的事情并不晚啊。”一股从骨子里的蔑视涌上心头，她推开杜蓝的手，说道：“杜蓝，洗洗澡还不晚。你身上臭烘烘的。就算你洗澡，一辈子也都是臭狗屎味。”她既不理睬另外那两个男人贪婪而愤恨的目光，也不管杜蓝在她身后的嘘声和叫骂：“婊子！看见这婊子的话多难听了吗？”

    在汽车里，她一面感到平原大地和漆黑夜晚的压迫，一面觉得这漫长一天发生的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她不在乎那篇写好的关于修道院事件的报道，因为那已经过去了，就要被遗忘了。她惟一在意的或许是——她的生活就是在重复这个“或许”

    ——想象着卡马格沿着漆黑的公路从卢汉到欧本德疯人院以及恰卡布科玉米地的旅行，想象着他在说什么和想什么；但特别是想象着卡马格的身体通过路上不断失去的亮光在摇晃的情景。

    大约在十点过后，卡马格从洛斯托尔多斯打电话给她。

    他的司机弄不明白到了什么地方。他说：“我们停在一家药房对面了。入口的招牌上没有文字。等一等。我想是叫‘圣心救助’。请你问一问管家是不是知道怎么离开这里。”

    她重复了一遍：“圣心救助药房。”管家打断了她的重复：“他们走到另外一边去了。方向乱了。告诉他们：别动。让他们等着我。”

    小小的尘埃不停地落在摆好了十二份餐具的桌子上。

    女管家抱歉地说，大平原上实在太平整了，昏暗的星空看不出东南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