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不顾东林的其他人士的反对和劝阻，贸然的进呈天启皇帝。

    也许，杨涟的本意是想拼着自己的一顶乌纱帽与一条命来唤醒天启皇帝的心；可是，事实的情况远比他想像中的要坏得太多了；不但这一道奏疏根本进不了天启皇帝的心中，祸事发生以后送命的更不只他一个人——

    他自己在上疏的几天后便被“切责”，四个月以后削职罢官；接着，赵南星和高攀龙也在魏忠贤的矫旨下罢官；到了第二年天启五年的三月，魏忠贤硬把罗织在熊廷弼身上的罪名和东林诸人牵扯在一起，先逮捕了汪文言拷打，继而逮捕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将他们在狱中用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致死；再接下来，矛头又指向了周起元、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这些人因为有的已罢官，有的出任外官，并不全在京中，他又派出“白靴校尉”四处捉拿，将这一群“黑名单”上的人一网打尽。

    这些人中只有高攀龙没有被捕——他是在魏忠贤所派遣的缇骑到达的前一天夜里在家中投池自尽。

    他死后，东林书院也就在魏忠贤矫旨毁天下书院下，变成了一片瓦砾；东林其他在朝为官的人，即或免于被迫害致死的，也大多被迫罢官，满朝顿成阉党的天下；朝中善类为之一空，原本就已经千疮百孔的国家，经过这样重大的摧残，更加元气大伤，距离灭亡之日也就更近了。

    但，魏忠贤的下场却早在明朝灭亡前就来临了——天启七年的八月，天启皇帝病逝，由于无子，帝位由皇弟朱由检接掌，第二年改元崇祯；崇祯皇帝的心性大不同于乃兄，更不甘于做个傀儡皇帝，当然也就容不得魏忠贤这个“九千岁”的张狂了；经过一段日子的准备后，他成功的诛除了魏忠贤、客氏，以及阉党中的主要人物，以往受到阉党迫害而罢官的人又一一复职，东林人物便再一次的抬头了。

    于是，另一个政治斗争的循环又重新开始了——即使崇祯皇帝屡次明白的表示他对大臣结党的厌恶，并且三申五令的禁止着，但是，表面上平静的情况并不代表私底下没有暗潮的汹涌；也尽管在经历了上一回合的循环之后，东林与阉党的重量级人物已全数亡故，所剩下来的人都只是“第二级”的人物，却仍无法停止彼此之间的争斗，小者如钱谦益与温体仁、周延儒之间的争斗，大者如唯一能阻挡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南侵攻势的袁崇焕因阉党的谮害和崇祯皇帝的疑忌而遭极刑——终整个崇祯朝，乃至于南明的小朝廷，双方都在不停的争斗着，直到整个明朝覆亡，中国的历史走到了清朝，这两方的政争战士才因失去了战场而不得不停战；但是，换来这样的“和平”的代价却是惨痛的改朝换代——

    从一份单纯的知识份子感时忧国、挽救世道人心的深心悲愿，发展到一个团体运用学术和舆论的力量来影响政治，乃至于以身相殉——史家们每把东汉的党锢之祸和明末的东林运动相提并论，并推许这一群知识份子在对抗黑暗的现实政治和腐败的强权时所做的极度努力及所展现的轻生死、重气节的道德勇气，充分的发挥了知识份子在精神层面的崇高与悲壮；即使他们的努力终归于失败，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道人的精神力量的光辉；Charles O.hucker甚且提出了“光荣的失败”这个专有名词来做为东林运动的肯定性的评价。

    的确，就做为一个知识份子内心中所怀抱的理想与坚持来看，无论是党锢中人还是东林中人，乃至于生在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的知识份子，他们所留在史书上的心志读来都是令人凛然生敬的；范滂母子的志行赢得了苏轼母子的尊崇，甚而萌生“效法”之心，东林诸人在狱中殉身之际，在一般知识份子的心目中所升起的是崇敬——

    然而，朝代毕竟是灭亡了，后世的史家在研究兴亡的关键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