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的演变都是重要的材料。其中有的文献是独一无二、难以取代的历史资料，其价值之高，不可估量。

    在清代，满文与汉文并用，是对内对外行使权力的文字。

    清代前期发布的诏、诰之类的文书，大都用的是满文。为了提高满文作为国书的地位，还专门制订过满族官员在官方文书中使用满文的若干规定。例如，奉清字上谕，不准用汉字复奏；满族大员补署各部院尚书及各省督、抚等缺，在京谢恩用清字摺；旗员补放提镇奏谢，俱用清文；满洲提镇于公事摺用清字；西北两路将军、各陵守护大臣及奉宁，马兰两镇总兵，除地方公事用汉字奏摺外，其余谢恩、奏报雨雪等事，均用清字（详见步翼鹏《奏摺体例·国书》）。

    与外国交往，特别是与俄国交往，满文也是官方文字之一。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就是用拉丁、满、俄罗斯三种文字写成的。在《中俄尼布楚条约》满文本中还规定：“照此各将缮定文本盖印互换，又以满文、俄罗斯文、拉丁文刊之于石，置于两国交界之处，永为标记。”康熙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黑龙江将军博定致俄罗斯尼布楚城长官米哈伊尔的文书中也谈到：“据此，奏闻圣主允准，嗣后若行文俄罗斯察罕汗，则兼以满文、俄文、拉丁文三种文书。”直到咸丰八年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其中还规定：“今将两国和书，用俄罗斯并清、汉字体抄写，专以清文为主。”

    满文档案记录了清代历史，是研究清史的原始材料和可靠的凭证。

    目前发现和保留下来的满文单一文字的档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有一百五十余万件。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西藏、北京以及台北等地的档案部门和有关单位也藏有数量不等的满文档案。有的档案还散落在日本、苏联等国家。

    满文档案有用“无圈点满文”写的，有用“有圈点满文”写的，以后者居多。满文档案主要见于内阁档、军机处档录副奏摺、内务府档、宫中各处档等。时间的跨度是从明万历三十五年到清宣统三年（公元一六零七至一九一一年）。

    内阁档最早的档案是满族入关前成帙的《满文老档》。这部档册根据当时的档案原件摘编而成。记载了满族兴起时统一内部的历次征战，对明朝的政治、军事冲突，与蒙古、朝鲜的交往以及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活动。记述的史实和事件发生的时间比较近，因此真实可信。《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册》主要反映了顺治四年至八年北京、渖阳等地工匠、采捕、打牲人丁的调动，采捕、打牲人丁的纳贡情况。是研究顺治初年清代社会经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的重要原始资料。《黑图档》形成于康熙元年至咸丰十年（公元一六六二至一八六一年），记载了盛京内务府与北京总管内务府、盛京五部等的来往文书。主要内容包括铨选、恩赏、抚恤、户口、徭役、官庄、果园、赋税、宫廷修缮、皇帝东巡、御用食品、钱粮核销、用品运解、经费开支以及锡伯经商等，为研究清代东北地方史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满文俄罗斯档详细地记载了中俄缔约、划界、巡边、设卡、通商贸易等方面的重要事件。满文土尔扈特档记载了在公元十七世纪三零年代由我国迁往俄国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蒙古部落，遣使入藏熬茶、供佛、向清政府纳贡的情形。乾隆三十六年（公元一七七一年）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经过，清政府对它的安置以及乾隆对其首领渥巴锡的接见和封赠。

    总之，满文档案补充和丰富了汉文档案所记录的史实，有些史实则是汉文档案没有或者记载失真的。满文档案的历史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清代流传下来的满文着述约有千种，大部分译自汉籍。满文原作的作品有《满洲实录》、《异域录》、《随军纪行》、《尼山萨满》等。由于不多，更显得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