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语言文字方面的着作，数量大、种类多，是对我国文化的巨大贡献，尤其在辞典编纂方面最为突出。从公元一六八三年出版的第一部满文辞书《大清全书》起到辛亥革命前后的两百多年里，共出版了各类满文辞书七十几种。如《大清全书》（沈启亮，康熙二十二年，公元一六八三年）、《同文广汇全书》（阿敦、刘顺、桑额，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年）、《满汉同文全书》（康熙三十九年，公元一七零零年）、《满汉类书全集》（桑额，康熙四十年，公元一七零一年）、《御制清文监》（康熙四十七年，公元一七零八年）、《清文汇书》（李延基，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四年第二版）、《三合便览》（敬斋、富俊，乾隆四十五年，公元一七八年）、《清汉文海》（瓜尔佳氏巴尼珲、普恭，道光元年，公元一八二一年）、《清文总汇》（志宽、志培，光绪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等。在这七十几部辞书中最享有盛名的是清文监。清文监是一套系列辞书。第一部清文监刊行以后，后来的清文监是以已有的辞书为基础或增加对照语言的语种或增删原有的词目编成的。最早的一部题名为《御制清文监》，编于康熙十二年至四十七年（公元一六七三至一七零八年），收词、词组一万两千余条，按意义成类，用满语释义。康熙五十六年（公元一七一七年）出版了《御制满蒙文监》，乾隆三十六年（公元一七七一年）出版了《御制增订清文监》，这部清文监在词目上做了较大的增删，收词总数达一万八千余条，并增加了汉语的对译。乾隆四十五年（公元一七八零年）出版了《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监》，之后出版了《御制四体清文监》，公元一八零五年前后出版了《御制五体清文监》，收词总数已达一万八千六百七十一条，对照语言的语种增加到五种，顺序是满、藏、蒙古、维吾尔、汉。其中在藏文栏下有两种满文字。一种是“切音”，即用满文字母转写藏文字母，一种是“对音”，即用满文字母标写藏文的实际读音。在维吾尔文栏下，只有满文的“对音”。由于清文监收词的门类多，对词义有描写，把多种语言词汇互相对照，这都使这部系列辞书在满文辞书中占有显着的地位，在世界辞书史上也是灿烂夺目的。

    我国其他民族也有深受满族文化影响的。现在居住在新疆的锡伯族使用的锡伯文，它的前身就是满文。蒙古族、达斡尔族中也有精通满语文的。如呼伦贝尔佐领敖拉常兴是达斡尔族人，他在巡查额尔古纳河和乌第河后于咸丰元年（公元一八一五年）用满文写过《官便漫游记》，语言优美，很有文学价值。而现在仍有一些达斡尔族老人熟知满文。

    该书也提及了现今全世界关于满文研究的状况：

    由于满文对研究清史、满族史及其本身的演变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满文成了世界性的学科。

    中国是满语文的故乡，因此在满文研究方面处于重要地位。清代关于满族语言文字方面的着述本身就是满语文研究的优秀成果。辛亥革命以后，满语文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有关档案的研究工作而开展的。应该特别一提的是李德启等对早期满文的研究成果，如《满洲文字之来源及其演变》（李德启，公元一九三二年）、《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李德启，公元一九三五年）、《满文老档之文字及史料》（李德启，公元一九三六年）、《述满文老档》（张玉全，公元一九三六年）等，引起了国内外满学家的注意。公元一九四九年以后，特别是公元一九七六年以后，满文研究呈现了复苏的局面。一方面是对语言文字的科学研究，出版了不少专着和论文，一方面是翻译了大量的满文档案。

    台湾在满文文献的翻译和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公元一九七零年、一九七一年出版了台湾大学广禄和李学智翻译的《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