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中了进士，他也没有得到什么施展的机会，在翰林院中任庶吉士，每天所目睹的是百病丛生的朝政，想要改善却是有心无力。

    明世宗朱厚熜是个不称职的皇帝，早在他即位之初，便因为追赠他的本生父的尊号问题，发生了“大礼议”的风波，当廷杖死了一百多名大臣；接下来，他便开始宠信“大礼议”中迎合他心意的张璁，任用他为内阁大学士；张璁素无人望，这么一来更加被人目为佞臣，朝臣也就自然分为两派，亲张、反张，两派互相斗争，朝政当然也就乱成了一团。

    可是，朱厚熜却不管这些，他迷上了道教，从嘉靖十八年开始就不视事，成天在宫里建醮、祷祀的玩道教仪式；又召了一些道士来作法、炼丹，耗去大量的钱财，把一座皇宫弄得有如道观；有勇气上疏劝谏的大臣全被廷杖下狱，明哲保身型的正派人士则辞官返乡，朝中的善类于是越来越少，包围着皇帝的只剩下一批奸佞小人。

    嘉靖二十一年，皇宫里发生了“壬寅宫变”——这是一起重大的谋杀案，以杨金英为首的几个宫女趁着朱厚熜在乾清宫熟睡之际企图勒死他，幸好皇后得知消息赶来救了他；事后，全部涉案的宫女被处死刑，而朱厚熜也不敢再住乾清宫，索性搬出了紫禁城，住进了西苑。

    他宣称自己已非尘世中人，因此他不问世事，而只在西苑中修醮炼丹，企求长生不死——这么一来，朝政便全交在他所宠信的佞臣手里。

    而他“选拔”佞臣竟有一个荒谬的标准：由于他信奉道教，时时要上表给天上的玉皇大帝，这种“表”叫做青词，大臣中谁替他写的青词好，谁就得到他的宠信与重用。

    张璁这一般人先以“大礼议”事件，接着又以擅写青词而把持了内阁七、八年；嘉靖十五年，夏言入阁，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政治斗争后取代了张璁集团；接着，严嵩入阁了，朝里换成了严、夏的暗斗。

    而在国防上，北方的俺答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东南的沿海则有倭寇猖獗；民间的经济更因为这些政治、国防上的问题而萧条——无论从任何一方面来看，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考中进士的这一年——大明朝正在走向黑暗期。

    第二年，严嵩斗跨了夏言，并设计致他于死地，从此，严嵩独揽大权，朝政变得更加黑暗；两年后，俺答大举入寇，围攻京师，造成“庚戌之变”……

    处身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满怀雄心壮志的张居正，内心热切的规划了“改革、救国”的蓝图，却只能将之埋藏在内心深处；而紧接着，有志难伸的痛苦和失望悄悄的吞没了他。

    三年的庶吉士散馆之后，他升任翰林院编修；但是，面对着昏溃的皇帝和柄政的权奸，一名小小的翰林院编修能发挥什么力量改革朝政呢？

    连他的老师徐阶在嘉靖三十一年入阁做了大学士之后，也只能采用“明哲保身”的态度与严嵩虚与委蛇，混日子，什么作为都没有——一名小小的编修能做些什么呢？

    与他同一年考中进士的杨继盛，因为刚正耿直的个性使然，上疏弹劾严嵩，却反而遭了严嵩的毒手，丢了性命——做了七年的编修的他，可不是“此身虽在堪惊”？

    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布满了他的心田，他索性称病辞官回乡。

    半亩竹，一屋书，闲来吟诗弄文章，这种生活若是由“五柳先生”来过，那是其乐融融；但是，张居正却不是“五柳先生”般的隐者、高士，他不具有隐逸的心性、出世的性情，所读的书与笔下的诗文更非吟风弄月之作——从少年时代起就被以“伊尹”、“国器”期许的他，早已养成了“政治人”的胸怀，所读的书是历代的施政得失、兴亡成败，所思所想的是振衰起弊，所留心观察的则是民间疾苦、边关问题；他的整个的人生是入世的，他无法抛弃自己已定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