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做过食油桶（确实如此）。我在西尔维亚旁边坐了下来。

    “感觉怎样，西尔维亚？”

    “吓坏了。你呢？”

    “呃，我得说我的主要心态是急躁。我想到外面去，开始干活。毕竟我们是为此而来的，不是吗？”

    她点了点头。

    我一面狼吞虎咽地吃，一面环顾周围人的脸，感觉到他们流露出了和我同样迫切的干劲。

    只有西尔维亚好像很克制。

    “怎么了？”我问。

    她摇摇头。“关于血吸虫病的迹象和症状我脑子里突然成了一片空白。”

    “得了，”我搂着她的肩膀说，“那晚在弗洛尔咖啡厅你都能倒背如流了。你现在是毫无道理地把自己搞得很紧张。再说，这些病的症状就像时代广场的霓虹灯广告牌一样明显。相信我，你不可能看不到的。”

    她强笑了一下，想起来还没有给我介绍坐在她对面月u才在和她谈话的那个提格雷省的青年。

    “对了，马修，他叫尤翰尼斯。我很幸运，他要做我的护士，周围的人里他的英文讲得最好了。”

    听到这样的称赞，年轻人露出了满脸笑容。“医生，你肯定说错了，”他说道，“我语言上不是那么强的。”

    从我所听到的这点，我同意他的看法，希望他至少能把医疗上的问题恰当地翻译给病人——特别是传达病人的回答。

    “嘿，”我突然注意到了，“大人物在哪里？可别对我说他还在睡个小懒觉。”

    “你在开玩笑吧？”丹妮斯突然插进来说，“弗朗索瓦和莫里斯从我们昨晚到了以后一直都在手术室里。我们到的时候有几个枪伤严重的游击队员正等在那里，他们不想冒险让他们等到早上。”

    “他们做得好。”我说。我站起身来，对大家说：“让我们受到他们榜样的鼓舞，去咬住子弹苦干一番吧。”（很不幸用了这个短语，反映了我自己的紧张心清。）

    我们正要分散开的时候，马尔塔高声说道：“记住，没有正式的午饭，吃的东西就在这儿，你觉得能走得开就来吃点。7点半吃晚饭，9点开全队会。相信我的话吧，今天会很紧张。”

    “我相信她。”我们走到灼热的太阳下往“门诊楼”（棚子）走去时我低声对西尔维亚说。

    分手前我吻她的前额时，她一把紧抓住我的手说：“如果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能去找你商量吗？”

    “当然——不过你不会拿不定主意的。”

    在接下去的大约2分30秒内，也就是我走到自己那间设备“奢华”的诊室，穿上白大褂，洗好手，连听诊器都用不着就诊断了第一个结核病人的这段时间里，我脑子里琢磨着西尔维亚那和她的个性很不相符的怯场表现。

    这个小姑娘的肺部感染是这样明显，我可以从她的呼吸听出她肺部的损伤。

    从那以后我忘记了时间。

    此后的3个小时里，我看到了比我全部医疗经历中所看到过的范围广得多的罕见病症。我想我遇到了让一米歇尔·戈特列布所讨论过的每一种“宣称已被消灭”了的病症，包括麻风病。

    我的护士名叫艾达，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她不像歌剧里的那个著名女英雄，一点也不“神圣”。

    她个子很小，人很厉害。我承认，起初我觉得她对病人的态度有点太凶了，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是她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因为那些推推操操拼命往前挤的病人，只要她一喊，有的时候再推两下，就都听话了。

    同时，她还帮助我开始学埃塞俄比亚话。我学会的第一个词是会使任何一个医生感到满足的“谢谢”。

    到第一天结束时我还学会了问哪儿痛，并且能听懂病人已经病了多久。当病人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