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是一个伟人，二十世纪杰出女性之一。然而她外表却很娇小；二十三岁时身高还不到一米五，体重只有四十六公斤。1924年她正值那个年龄时，前往位于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群岛旅行，开始她的第一次田野工作。米德那么瘦小，鬈曲的短发，蓝色的大眼睛，用功学生的眼镜，小无赖的脸，她像个女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胖了许多。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她像粒炸丸子似的发胖和变扁。自从1960年摔断一条腿，玛格丽特一直随身携带一根长长的栗木丫叉。看那个时期照片中的她，圆胖矮小到使人无法置信的程度，挥舞着她原始的手杖。这位女人类学家像一个童话故事中的人物：一个侏儒，一个嘟嘟囔囔但善良的女巫，一个古老的巫婆。在任何情况下，她是一个介于笑话和传说之间、不完全是人的生灵。

    值得询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变化：那些隐秘的原因，她内心发生了什么？有些人随着生命的流逝，只是衰老；另一些人，更智慧或更幸运，逐渐成熟；相反，有些人腐败，还有些人，行为失常；所有这些过程常常在人的形体上有一个清晰的反映。好吧，可以说玛格丽特·米德在年满五十岁，第三次离婚及作为公众人物成名之后，失去了自身七巧板的一个部件，她自己逐渐一点点地散架。

    但是要知道那是哪个部件。玛格丽特·米德是一个复杂、隐秘、矛盾、无法缩减到可以简单解释的庞然大物。如果她身上有什么明确之处（几乎全是模糊的），那就是她生活的速度。她在生命中奔走，仿佛在逃避什么：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在到达她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室之前，已经写了三千字。她著有三十九本书，一千三百九十七篇文章，四十三部摄制或录制的作品，在偏远地区进行了十五次田野研究。但是此外，她还在不同的大学任课，当了三十年博物馆保管员，参加各类讲座，领导“营养习惯委员会”（官方机构，后来变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像一位好莱坞女演员似的接受了那么多采访，结婚三次，更有甚者，她还生了一个女儿——凯瑟琳·贝特森，也是人类学家。米德对女儿进行密切研究，仿佛她是个豚鼠：“我们从不简单地活着，”凯瑟琳在一本关于她父母的书中说，“我们一直在反思我们的生活。”

    总之，米德承受着一种horrorvacui，一种对空虚的真正畏惧：她不能忍受突然对她取消一个事先的承诺，一节课，一个约会，不能忍受忽然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那是一个无法穿越的可怕沙漠）。她在大学求学期间与其他姑娘合住公   寓（她们成立了一个自我命名为“游手好闲的母猫”小组），当其他女孩聊天说笑时，玛格丽特每天晚上十点整就寝，以便能早点到达第二天，早早起床，干很多工作。

    而且她话多，时刻在说话（不能有一分钟的沉默，其间会回荡着不可靠），新颖而高明的演说到老时渐渐变成封闭和自我为中心的独白。但同时她也大量倾听，尤其是在她生命的第一阶段。正是这样，听得多又听得好，她建构了自己迷人的作品：倾听并理解萨摩亚的少女，新几内亚的妇女和儿童，巴厘的当地人。虽然仔细看来，那种述说和倾听他人的双重渴望或许不像看上去那么矛盾：不管怎么说，自己的话和别人的话都可以使内心的低语沉默。

    米德是她那时代的一个完美女孩，一个二十年代的少女。那是一个大胆和冒犯的时代：妇女剪短了裙子和头发，在乱哄哄的地窖里听爵士乐，喝酒直到失去理智，自由恋爱，当职业飞行员。玛格丽特从不允许自己干任何出格的事，当城市在她周围发出爆裂声时，她严谨地在她那张处女小床上入睡；但她倒是剪掉了那头1900年式的浓密和象征性的披肩发（理发师给她剪发时都哭了），她是一代女冒险家里最冒险的一位，是女战士的世界里最身经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