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跟在他后面，而且老是想些傻花招来吸引对方的注意。而马文马西仍然不是对他十分 凶狠，就是根本不理他。有时候罗锅也会失去信心，独自靠在前廊的栏杆上，活像一只停栖在电话线上的生病的鸟儿，而且一点也不掩饰他的忧伤。

    “你倒是为什么?”爱密利亚小姐有时会问，用她那双灰色的斜眼瞅着他，握紧了拳头。   “哦，马文马西，”那罗锅哀叹道，一提这名字就打乱了他啜泣的节奏，使他打起嗝来。“他到过亚特兰大呢。”

    爱密利亚小姐总是摇摇头，脸色变得阴郁而严峻。首先，她对旅行就不能容忍；对那些出门去亚特兰大或是走上五十英里去看海的人，对那些坐不住的人，她总 是鄙夷万分。“他到过亚特兰大有什么好神气的!”

    “他进过监狱呢，”那罗锅说，羡慕得不知怎么才好了。

    对于这样的妒忌，你又有什么好说的呢?爱密利亚简直手足无措，对自己该说什么也没有把握了。“去过监狱?这样的一次旅行值不得夸耀。”

    这几个星期里，爱密利亚小姐被每一个人密切地观察着。她心神恍惚地走来走去，脸上表情淡漠，仿佛又陷入了吃药后腹痛时的出神状态。不知为什么，从马 文马西来了以后，她把她的工裤收了起来，老穿以前逢到星期天、参加葬礼、出庭诉讼才穿的红裙子。几个星期过去了，她才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澄清局势。可 是她的努力很难使人理解。如果她不愿看到李蒙表哥跟在马文马西屁股后面满城转，为什么不明确表态，向罗锅摊牌：如果再和马文马西黏黏糊糊，那就请他滚 出她的家?那样做非常简单，李蒙表哥要就是向她屈服，要就是像丧家之犬那样无家可归。可是爱密利亚小姐好像丧失了意志力；她生平第一次踌躇不决，拿不定 主意走哪一条路。而且，如同许多在这种处境里的人一样，她干出了最最要不得的事——同时干了好几件相互抵触的事。

    咖啡馆每天晚上照常营业。奇怪的是，马文马西大摇大摆——后面拖着罗锅——走进来时，她并没有把他轰出去。她甚至白白给他酒喝，而且傻乎乎地、很不自 然地对着他笑。与此同时，她又在沼泽地里给他安了一个很厉害的陷阱，倘若掉进去，送命是毫无问题的。她让李蒙表哥邀请他星期天来吃饭，然后在他走下台 阶时又想把他绊倒。她为了给李蒙表哥找乐子发动了一个大战役——一次次精疲力尽地到老远的地方去看各种各样的热闹，开三十英里路的车去参加一次讲演— 音乐会，带他去叉瀑看化装游行。总的来说，对于爱密利亚小姐，这是一个心烦意乱的时刻。在好多人看来，她不折不扣是在爬愚人山，大家都在等着瞧结果会 是怎样。

    天气又转冷了，冬天来到了镇上。纺织厂最后一班还没放工，黑夜就已降临了。孩子们睡觉时都不脱外衣，娘们把裙子从后面撩起来对着火，如痴如醉似地烤 着。下过雨以后，路上的湿泥巴冻成了坚硬的冰辙，屋子的窗子里闪烁着微弱的灯光，桃树变得瘦削和光秃秃 的。在漆黑、寂静的冬夜里，咖啡馆是全镇温暖的中心，那里灯光如此明亮，连小半英里路以外都能看见。屋子尽里头那口大铁火炉里吼叫着，爆裂着，燃得通 红。爱密利亚小姐给窗子安上了红窗帘，她还从一个过路的推销员那里买下一大把纸扎的玫瑰花，看上去非常逼真。

    可是，咖啡馆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中有地位，还不仅仅在于它温暖如春，装潢美观，灯光明亮。全镇这么珍视咖啡馆还有它更深远的原因。这与这一带过去没有体  会过的一种自豪感有关。为了理解这种新的自豪感，你必须先记住人们的生活是何等的低贱。每一家工厂的周围总是簇拥着许多人——然而远不是每一个家庭都  有足够吃的、穿的和油腻香辣的美食。生活也可以是想方设法使自己生命维持下去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