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恒河却把我从一切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我的心灵随时可以登上船儿快乐地驶出，急忙地到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地方去。

    这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从那时起我再没有踏进这个素馨花荫的别墅花园。那所房子和那些树木一定还在那里，但我知道它们不会和从前一样了——因为我现在哪能从那里取得像从前那样美妙的新鲜感觉呢？

    我们回到城里乔拉桑歌的房子里去。我的日子就像许多口的饭，让师范学校张开的大口吞咽了下去。

    那个蓝纸的稿本不久就写满了，像虫窝一样有种种网形的斜线和笔划浓淡不同的字。这个小作家的热切的压迫很快地就把它的书页揉皱了；以后页边也磨坏了，爪子似的蜷曲着，似乎要把里面的作品抓住，直到最后，流入不知道哪一条“忘河”里去，它的书页被慈悲的健忘卷走了。无论如何，它逃避了走过印刷所甬道的那一段痛苦，也不必害怕再去诞生在这个悲哀的山谷里。

    对于把我宣传成为一个诗人，我不能说我是个被动的证人。虽然萨特卡里先生不是我们班的教师，他却很喜欢我。他写过一本关于自然历史的书——我希望没有尖刻的幽默家会想在这上面找出他喜欢我的原因。有一天，他把我叫去问：

    “听说你写诗，是吗？”我没有隐瞒这个事实。从那时起，他常叫我去续成一首绝句，把我自己写的添在他给我的两句后面。

    我们的校长哥文特先生是一位很黑的矮胖子。他穿一套黑衣服，守着帐簿，坐在二层楼的办公室里。我们都怕他，因为他是举着棍子的法官。有一次我因为逃避几个强暴的同学，而跑到他屋里去。迫害我的是五六个大孩子。除了眼泪之外——我没有其他证人。我胜诉了，从那时起哥文特先生的心里，为我留下温柔的一角。

    有一天，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他叫我到他屋里去，我战战兢兢地去了。我一到他面前，他立刻就探问我：“你不是写诗吗？”我不迟疑地承认了。他让我写一首我忘了是哪种道德教训的诗。从他发出的这样的请求所意味着的谦虚和蔼，使做他学生的人只有感激。当第二天我把写好的诗交给他的时候，他把我带到最高的班上去，让我站在学生们面前。他命令说：“朗诵吧！”我就大声朗诵起来。

    关于这首道德教训的诗，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不久就遗失了。它对这一班学生教训的效果，远不是鼓励——它所引起的不是对于作者尊敬的情感。大多数人说这首诗决不是我自己做的。还有一个人说他能够拿出我所抄袭的原本来，但是也没有人坚持要他拿出；对那些宁可相信的人，证明的过程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最后，追求诗名的人数可怕地增加了；而且他们所用的方法，不是循着道德进步的道路的。

    现在青年人写诗不是一件奇事。诗的光荣消失了。我记得那时候，少数写诗的妇女是怎样地被看作上天的奇迹的创造品。现在如果听说女青年不会写诗，人们就感到怀疑。现在的孩子远在到达孟加拉文最高班之前，诗歌就萌芽了；因此没有一个现代的哥文特先生会注意到我所宣扬的诗才了。

    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位以后再也找不到的听众。他有一种无限的、什么都喜爱的能力，因此他就完全不适宜于作任何评论月刊的评论者。这位老人就像一颗熟透了的阿方索芒果——在他的天性中没有一点酸味和丝毫粗鲁的痕迹。他的亲切的、刮得很干净的脸和他全秃的头颅成了一个整圆形；他的嘴里没有一颗牙；他的大而亮的眼睛发着永远愉快的光辉。

    当他用柔和深沉的声音说着话的时候，他的嘴、眼和双手也都在说话。他是一位古波斯文的学者，一个英文字都不懂。他的寸步不离的伙伴是一根水烟袋和膝上的一张悉达琴；从他的喉咙里流出不停的歌声。

    斯里干达先生不必等待人家的正式介绍，因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