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秉贵同志和我斜签着对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背后的电风扇，发出有节奏的细响，扇起了满屋的凉风。我拿起一支笔和一个小本子，抬头看着坐在我对面的张秉贵同志，他也正以那样亲切等待的目光在望着我，仿佛我问一句，他就能答上几十句似的！他是要以他心中的一团火，通过我，传递给各条战线上的全国各族人民，使得大家都举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火炬，浩浩荡荡地以最高速度，在向着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广阔道路上迅跑。

    我想写张秉贵同志的先进事迹，不是从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期间开始的，那已是去年年底的事了。那时《人民文学》编辑部里的年轻人，就让我写点报告文学，并指定我写张秉贵同志。我看了张秉贵同志自己写的《为革命站柜台》和当时《北京日报》上的几篇记者和评论员的文章，都觉得极其感人。在五届人大开会期间，我在主席团席次单上找到了张秉贵同志的座位，休息的时间，我就去约他和我谈谈。当然，那时间很短，而且我也不便拿出本子来，做采访的工作。他和我谈的话，都跟他自己写的和记者写的差不了多少，可是我记住了一句，就是他说他解放前曾在北京东城大华电影院旁边的德昌厚食品店当过售货员。

    那时我正在日本，而我的儿子和大女儿却住在我的大弟媳家里，就是新开路。德昌厚食品店就在新开路胡同西口的大街上。这时我猛然忆起，在今年初春的一个星期日，我的儿女们在餐桌上热烈地谈着中共北京市委财贸部发出的认真学习张秉贵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一面笑着对我说：“您知道这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张秉贵同志，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对您讲的那位张师傅呵！那时我们去买的只是五分钱的糖果，三分钱的冰棍，可是张师傅对我们可亲啦……我们就是要向他学习这‘一团火’精神……”他们还说他们每次到百货大楼去，都看见糖果部柜台旁边，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因此他们也不大敢过去招呼，也没有给他写过信，怕耽误了他的宝贵的时间。

    这一次，我就托我们《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年轻人，去要了一些青年人给张秉贵同志写的信来看。我一口气看完了几十封，越看越感动，越看越似乎我心中也有一团越烧越旺的火！我感到使我们心中的火越烧越旺的这一团火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推倒了压在人们心上的旧社会的万丈冰山，人们心中的这一团热爱新社会的烈火是燃烧不起来的。这道理，没有比我们这些从旧社会死生流转过来的人，更透彻其中的了！

    张师傅在财贸大会的发言中，最使我感动的是这一段：

    “在旧社会，我十岁当童工，十七岁到商店学徒，那时候给资本家站柜台，是为了混碗饭吃。政治上没地位，经济上受剥削，人格上还要受污辱，整天低声下气，提心吊胆。那些官僚老爷、太太小姐、兵痞流氓来买东西，稍不称心，我们就得挨骂。得罪了这些人，资本家就得叫我们‘卷铺盖’，整天像是踩着‘地雷’干活……”

    这时，我拿起笔来，向张秉贵同志笑着说：“我知道您是个忙人，我今天问您两个问题。第一是：请您把您解放前的生活仔细地说一说，让我好有点感性认识。”

    张秉贵同志也笑了一笑，用充满了回忆的目光看看我，说：“我是北京人，父亲也是一个售货员，在金山汽水公司工作。我们有六个弟兄姐妹，我是老四。一家八口人，只靠我父亲每月六块钱的工资过活。我母亲难过地说，‘你们孩子们也自谋生活吧。’我的大哥就到十五间房一个卖烟卷煤油的杂货店里去当了学徒。那时我们住在永定门外的东铁匠营，我从七岁就出去拣柴、挖野菜，那些野菜都是人家喂鸟的，说出名字来您也不会写！我们每天就是吃那些野菜。我们还靠一位‘老朋友’，就是一位邻居老太太，卖白薯的，她每天把卖剩下的白薯和白薯须子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