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

    我很费了一番事，几乎是意外地才找到了那地方。货仓的大门敞开着。我凭着一盏老式电灯的灯光，可以看见许多破铜烂铁堆在那儿，奇形怪状，活像毕加索笔下的东西：床架，浴缸，垃圾箱，汽车头盖，在灯光照到处显出一道道陈旧的颜色来。我沿着这些钢铁器堆积场中间的一条窄路走过去，一面大声叫唤周先生，但是没有人答应。货仓尽头，有一条楼梯通上去，通到我认为可能是周先生家的地方——我显然是给指引到了后门口。我料想多明格斯叫我由他后门走，是有他的道理的。

    就连楼梯两旁也堆着破烂。这些废铁在这个寒鸦巢般的房子里哪天可能会很有用。

    走上楼梯口是一间大房间，全家人都坐卧在那儿，活像一座随时可以拆除的帐篷：到处都是小茶杯，还有许多硬纸盒子，里边装满了无法识别的东西，另有一些绳子扎好的纤维板衣箱。一个老太太坐在一张大床上，还有两个男孩儿和两个女孩儿，以及一个毛娃子正在地板上爬，三个穿褐色老式衫裤的中年女人和两个穿蓝绸长衫的老头儿正在一个角落里打麻将。他们对我走进房来全都没有在意，他们打麻将打得很快，每张牌一摸就知道是什么，牌声哗啦哗啦，像海浪退去后砂石在沙滩上翻滚那样。除了打麻将的人外，房间里别人也没有注意我，只有一只猎跳上了一个硬纸盒，一条瘦狗过来闻了闻就走开了。

    quot;周先生在家吗？quot;我问。有两个女人摇摇头，还是没有人在意我，只有一个女人涮干净一只茶杯，从放在缎子衬里的茶悟子内的茶壶里倒了一杯茶给我，茶还是热的。我在床脚头坐下，就挨着那个老太太，一个女孩儿把茶端来给我：那就仿佛我已经给吸收进了这个团体，与猫狗为伍了——也许这猫儿和狗儿也跟我一样，头一次是偶然闯进来的。那个毛娃子从地上爬过来，拉拉我的鞋带，谁也没有责骂他：东方人是不责骂孩子的。墙上挂着三份广告月份牌，每一份上面都有一个身穿鲜艳中国服装、脸蛋儿红通通的姑娘。还有一面大镜子，上面莫名其妙地写着CafdelaPaix这么几个字——也许，它是偶然给卷入这些破铜烂铁里的：我觉得自己也给卷在这里面了。

    我慢慢地呷着苦涩的绿茶，把那只没有柄的、滚烫的茶杯从一个手心换到另一个手心，以免烫手，心里一面嘀咕着不知还得等上多久。我试过一次，用法语向这家人说话，问他们周先生几时回家，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我：他们大概全都不懂法语。等我手上的茶喝完以后，他们又给我斟满了一杯，又继续干他们各自的事情去了：一个女人在烫衣服，一个女孩儿在缝什么，两个男孩儿在复习功课，那个老太太看着她的脚，那是一双古老中国的小脚——猫儿伏在硬纸盒上，狗儿盯盯地望着猫。

    我这会儿才开始认识到，多明格斯为了勉强糊口，工作多么辛苦。

    一个极为瘦削的中国人走进房来：他在这间房里似乎一点儿也不占什么地方：他的身体就像放在洋铁盒里分隔饼干的那张防油纸那样。身上唯一厚实的东西，就是他那套有条纹的法兰绒上衣、长裤。quot;您是周先生吗？quot;我问。

    他望望我，是一个抽鸦片的人的那种冷漠目光：瘪下去的双颊，小娃娃般的手腕，小女孩儿的胳膊——要许多年的老病头和许多袋鸦片，才能使他干瘪成这样。

    我说：quot;我的朋友多明格斯先生说您有点儿东西给我看。您就是周先生吧？quot;

    哦，是的，他说，他就是周先生，然后很客气地摆摆手，让我再坐下。我看得出，我来找他的目的已经在他脑袋里的烟路之间消失了。我要不要喝杯茶呢？我来看他，他实在不胜荣幸。另一杯茶给测倒在地上，又倒了一杯热茶来给我，滚烫地递到了我手里——这是茶的煎熬。我就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