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在农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方面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孟子·滕文公上》中生动地记述了3000多年前中国农业开疆拓土的场景，“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中华民族的祖先用火驱赶猛兽，用疏导的方式治理江河泛滥，“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造就了一个平原地带供人们居住，可以有粮食吃了，然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增加了农业产量，人们生活水平有了提高。

    中国在公元1～1839年期间，历经了汉朝（公元1～220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隋朝（公元581～618年）、唐朝（公元618～907年）、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宋朝（公元960～1279年）、元朝（1206～1368年）、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和清朝（1616～1839年）。汉朝和罗马帝国是同时代的强大国家。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录了西汉初年中国的基本状况：“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罗马帝国崩溃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复兴了。而东汉在220年灭亡后，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369年的长期分裂，中国又奇迹般复兴，建立了统一的隋唐帝国。黄仁宇说，“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里只发生过这么一次”。因此，中国经济大历史总体是延续不断的。

    中国农业经济的繁荣一直持续到清朝。名画《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首都开封市场叹为观止的繁荣景象。尽管增长步伐并非平稳，但中国在人口增加数倍和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情况下，通过持续的农业技术进步，奇迹般地保持了人均收入的长期稳定，同时经济总量长期居世界第一，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国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写下的《论美国的民主》中评论道：“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时，他们看到中国的几乎一切工艺均已达到一定的完善阶段，并为此感到惊异，认为再没有别的国家比它先进。”

    虽然中国封建王朝每200～300年的时间便更替一次，但经济模式始终没有改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懋可在1973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的式样》一书中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试图解释中国千年的经济模式，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尹懋可认为中国早期的科技发展与欧洲相比要快得多，但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农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诱导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此反复。中国的农业、运输和制造业技术在前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限，不断增加的庞大人口使得农业用地严重不足，人地比例失调，使得劳动力十分廉价，人均收入只能下降，从而达到“高水平均衡陷阱”。这个陷阱又使农业剩余减少，储蓄不足，阻止了原始资本积累，导致中国即使在14世纪已经接近近代工业革命的门槛，但仍旧无法诞生现代工业。

    尹懋可的这一理论尽管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我认为其有4个不足之处：第一是对中国人均收入下降的推论不符合历史事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都市，也没有听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劳动力，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