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斯密承认，“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在中国的一些东部省份，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良看来也是源远流长的”。在这方面，李约瑟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使世界系统地认识了中国曾经有过的辉煌技术。

    李约瑟可谓今天的复合型人才。他在剑桥大学获得理科博士之后，才转行研究中国科技的发展，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荣誉。1959年，他被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ueand Caius Couege）选为院长；1971年，他被选为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1992年，英国女王更授予他最高荣誉勋衔。我在剑桥时，曾访问过他创建的李约瑟研究所，并听到关于李约瑟的这样一件轶事：剑桥大学规定学生是不能穿越草坪的，唯有学院的院士可以。尽管如此，学院的院士也很少利用他们的特权。但李约瑟不同，他从来都是从草坪上抄近路的，而且总是低着头。或许，他对中国的科技太痴迷了，无暇顾及院士的风度了。

    李约瑟在考察中国的科学技术演化时，不光提到中国的“四大发明”，还考察了钢铁冶炼和水上航行等多种技术。他认为，在以前的千余年，中国的科技“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稳缓地前进”，“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世界受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顽强的手工业者之赐远远大于受亚历山大时代的技工、能言善辩的神学家之赐”。1973年，尹懋可也认为，由于人口压力，中国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这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等。

    表2-2显示，中国粮食单产稳步提高，表明农业生产力从1400年到1820年得到了持续提高，特别是从1750年到1820年，中国粮食单产从1544千克/公顷增加到1840千克/公顷。根据哈佛大学珀金斯教授的研究，中国在明朝开始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600年当中，人口与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的平均水平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因此，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得出的“中国的每一块土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时间，土地每年的平均产量不太可能有较大增长”的结论是错误的。

    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技术成就。1990年，美国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在《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一书中写道，“在技术上，中国未能维持其技术上的至尊地位是最不可思议的。在1400年以前的数百年里，中国人在技术上的发展势头令人惊叹，而且在这些事件可以衡量的范围内，其发展速度堪比甚至高于欧洲”。他总结了中国取得的10项技术成就：（1）水稻种植上的重大改进彻底改革了中国农业；（2）在公元前10世纪，铁犁取代了中国古老的青铜犁；（3）宋朝和元朝时期引进了条播机、除草耙和长齿耙；（4）在鼓风炉的使用方面，中国人领先欧洲人1500多年；（5）在纺织业，中国和欧洲的手纺车大致出现于同时期（13世纪）；（6）在水力的采用上，中国与欧洲大致并驾齐驱；（7）早在10、11世纪，中国就制造了精巧的水钟；（8）在船只设计和建造上，中国人领先欧洲人好几百年；（9）中国人发明了纸，这比欧洲人早了1000年；（10）在公元700～1400年间，中国出现了瓷器、油漆、医学（针灸）等能展示技术成就的例子。莫基尔不无感慨地指出：“可以说，中国人离统治世界只有咫尺之遥，接下来却渐行渐远。”

    事实三：中国人均收入在高水平上长期停滞

    中国经济在农业革命时代取得了世界第一的辉煌业绩，但也同时达到了农业经济能创造人均财富的“玻璃屋顶”。2007年，麦迪森发表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