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清政府上了《容闳赴西洋采办铁厂机器有功请予奖励片》，对容闳给予高度赞扬，称“不避险阻，涉历重洋，为时逾两年之久，计程越四万里而遥，实与古人出使绝域，甚难相等，应予奖励，以昭激励”。

    我对这段历史有两点感慨。第一，容闳赴美采购机器，显示出祖国对“中国留学生之父”的无限信任和“中国留学生之父”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把6.8万两白银交给一个认识不到一年的人，派他到没有两国法律约束的陌生国度，这是何等的信任！容闳只身携带大量现金，冒着巨大危险，历时两年，要购买机器和托运回国是何等艰难！西汉有张骞出使西域，晚清有容闳出使美国，都堪称不辱使命。诚如吐依曲尔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法学院的演讲中对容闳的评价，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第二，“中国留学生之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是历史的遗憾。我认为，容闳要是在安庆会谈中向曾国藩建议买纺织机就好了。当时美国已经从英国学到了纺织机的技术，可以生产纺织机了。用6.8万两白银可以建一个相当规模的纺织厂，中国劳动力和消费市场都没有问题，建纺织厂很快就可以收回投资，再去扩大再生产，让原始资金滚动起来。等到国内纺织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可以用纺织业的利润投资装备制造业了。如果容闳提出从纺织业切入是最佳经济发展模式这样的建议，曾国藩就有可能接受，曾国藩接受，其他“洋务运动”官员就有可能接受。但中国的纺织厂到1890年左右才在上海建立，比1863年容闳和曾国藩的“安庆会谈”晚了近30年。中国近代史中缺乏一批合格的经济学家，可谓时代的悲哀。

    1865年成立江南制造局后，清政府又相继建立了天津机器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1872年成立了轮船招商局。对于洋务运动，清朝中央政只是默许而已，具有改革意识的总理衙门只是个中央部级单位，在中央政府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所以，“洋务运动”没有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另外，清朝中央政府对“洋务运动”的财政支持是非常有限的，在30多年里，财政总投入低于1亿两白银，不到财政总收入的5%，政策刺激力度远远不够。由于“洋务运动”采取了军工优先战略，使得这些军事工业的产品没有消费市场，加上官督商办的企业微观运营机制，没有利润积累，因而很少有再通过利润积累继续投资的可能性。“洋务运动”以资本密集型的军事装备工业作为切入点是基本战略失误，没能带来经济增长，无法将中国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转轨到工业经济上来，更没有大规模投资人力资本，打破不了千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

    中国经济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经济学家张五常1999年第一个提出中国经济由于白银外流引起通缩及经济不景气。《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关税为4%～10%，把中国经济纳入自由贸易的体系内，同时中国缺乏供给方面的反应，没有发展起来“出口导向”的轻工业，造成贸易长期逆差。在资本账户下，外国直接投资少，弥补不了出现的巨额战争赔款。于是，中国经济出现经常性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赤字”，国际收支账户长期不平衡，导致白银长期流失。中国经济货币供应不足，“失血”严重。从图2-5可以看出，1867～1897年中国出现长达30年的通货紧缩。1897～1911年，中国价格走出通货紧缩。这不是中国发现了“白银矿”，而是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变化。1821年，英国采用金本位，19世纪末，金本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重新确立，导致国际汇率市场上白银对黄金比价大跌，中国出现输入式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1870年日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