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的政治生涯始于上海。新中国成立前，上海一直是中国的商业中心，中国和西方商业利益的交汇地。20世纪80年代，上海开始出现发展机会。作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在上海作为一座新型工业城市的复兴和浦东新区的诞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经济现代化的支持和对共产党的忠诚是他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邓小平接班人的重要原因。

    对于上海的复兴，江泽民有很大的功劳，比他稍微年轻的朱镕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许多方面，朱镕基的政治生涯与邓小平相似，他们都经历过起伏。朱镕基在工作中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勇气、创造力和远见。外国外交官们都惊异于他的聪明才干和超强的记忆力。他不能容忍腐败无能，他的努力使这种痼疾在中国得以缓解。江泽民成为邓小平的接班人之后，朱镕基也很快被调到了北京，在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期间为推进改革发挥了突出作用，后来他担任了国务院总理。

    在江泽民和朱镕基的领导下，中国政府不仅是改革的拥护者，还成了改革的驱动者。江泽民和朱镕基都强烈支持扩大“区域性试验”。尽管在新体制建立起来之前，旧体制不会迅速消除，但20世纪90年代，过去只有少数经济特区才能享有的优惠政策被更为积极地扩展到了中国更为广阔的地区。随着私营企业数量的增加，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受到挑战的国有企业旧体制开始发生变化。

    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可能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开始出现职工下岗现象，一些银行也有权要求国有企业偿还贷款并针对不还款的行为采取惩罚性措施，原来对私营企业规模和范围的很多限制都消除了。许多工人下岗，这让已经习惯了捧“铁饭碗”的人深感震惊。“铁饭碗”能给他们带来一生的保障，虽然这种保障并不是很好，但有总比没有好。甚至一些国有企业的倒闭在20世纪80年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在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有企业是不可能倒闭的。

    国有企业的旧体制已经成了未来经济发展的阻碍。不论产量如何，这些国有企业都消耗着资金；不论员工是否有能力胜任，他们都能够留在国有企业当中；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一般，服务水平也一般。当然，也有一些国有企业是例外。改革就是要让有较高生产效率的国有企业继续存活并发展壮大，让生产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退出历史舞台。下岗人数的急剧上升令人感到震惊，但这同时也是一种机遇，一些工人有能力也愿意到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中寻找就业机会。这常常会导致人员的流动，随着昔日严格限制的取消，每年都有数千万人往来于中国各地。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数千家老的工厂和企业关门停业了，它们留下的真空需要填补，并且确实得到了填补。数百万工人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尽管很多人缺乏重新就业的能力，还是有很多人实现了再就业。人们离开老工业区和农村地区外出就业，这不仅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而且这本身就是“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25%上升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近40%，这意味着多达2亿人口的迁徙。城市化也改变了人们对于私有财产的态度。很多人最初到一个新城市打工的时候都是住在老板提供的宿舍或单元房里。而随着上海、广东、深圳和北京等地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人们的观念和国家的法律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强烈要求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政府也允许个人购买私有住房。国有企业不仅开始有员工下岗，而且也获准廉价出售包括住房在内的企业资产，市场对于这些资产有着迫切的购买需求。后来，城市住房市场成为金融投机的一个主要领域。

    城市化对于中国在过去20年里发展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