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只有美国和欧洲错过了经济的转折点，中国也没能完全抓住这个机会。2002年，中国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国内政权的过渡上。以江泽民和朱镕基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平稳过渡到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行事非常谨慎，避免个人管理党和国家的权力过大。在中国，由共产党掌握政权，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穷，党和国家是第一位的，个人意志要服从于国家利益。这既可以解释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又可以解释共产党领导人的任期制度。江泽民主席的卸任，这个过渡是相当平稳而有序的。虽然2002年的领导班子过渡耗费了中国领导人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们并未放松对宏观经济政策和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等问题的掌控。

    对于那些一心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来说，经济比政治更加重要。中国共产党始终沿着经济现代化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前进。你可能是一个银行家、工业家或者企业家，但无论有着什么样的头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关心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层一直与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因为政府决策会对国有企业产生重要影响，比如任命人选等。朱镕基在银行和财政等领域实施改革，这些改革瓦解了原有的旧体制，并加快了建立新体制的步伐。

    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人一直在质疑华盛顿和西方世界的意图。中国最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给全球化带来了极大影响。人们逐渐感觉到，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努力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是因为美国想在巩固它的霸主地位的同时抑制中国的发展。美国的企图激起了公众潮水般的指责。中国清华大学著名评论家王辉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时间比看上去要短暂，而且中国发展的基础还不够坚固。盲目迎合西方世界会加速全球化劳务制度的形成，这种制度可以使大型企业获益，但不会惠及普通工人。如果中国不去制止这种趋势，那么将会对探索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结构转型越来越快，但是思想意识的转型还需要更长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作出了调整发展道路的明智决定，伴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那些代表经济形势的数据变得不可预测。中国企业界、学术界以及政府高层都渴望看到国家的变化，这些人对国内外动态进行详细分析和研究。20世纪90年代，美国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继而抛开“9·11”恐怖袭击事件给美国经济带来的不良后果，决心重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并且开始重塑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这些只是人们能够看到的一般现象。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霸主，军备投入比10个竞争对手的总和还要多（竞争者包括中国）。2002年，美国经济产出值为12万亿美元，占全球总产出的近1/3，并且美国的经济增长约占全球经济增长的40%。但是，为了回应恐怖分子对美国的袭击，美国发动了战争，而且还在酝酿着另外一场战争。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随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爱国者法案》，要求那些想在美国经营的跨国公司保持足够的透明度。在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申请破产后，美国也颁布了法律，特别是《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针对财务丑闻对这些公司提出额外的破产要求。总之，通过各种政策和行动，美国再次强调了它的世界霸主地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无国界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上，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小。

    2001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到担忧。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商品生产国，在2001年后令美国人产生了深深的不安。华尔街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怪现象。他们仔细研究这些异常，并试图找出中国经济发展与美国、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