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巴蜀等地。在明朝实边中，山东寿光人冯盛就被迁往山西代州，他的孙子冯天禄出生于1516年，尝“从祖父贸迁秦梁间”，后到“商淮浙间”，成为巨商。

    冯天禄生有四子，长子冯忠、三子冯惠继续从事盐业生意，二子冯恩、四子冯愈业儒，发展为儒商家族。冯忠的商业才能曾得到大司马吴公赏识，令他驰骋齐鲁、淮浙盐场十余年。另外，平阳首富亢氏，以及后来成为国民党要员的孔祥熙的先辈，都是被迁往山西的山东人。

    不失敏感的商人，在开中制实施不久，也加入了这一队伍。为就近纳粮开中，他们自筹资金，长期固定开中地点就地雇人种粮以换盐引，于是许多山西富商大贾出没于辽东、延绥(榆林)等各边镇，一些新的村落在屯边形成。

    除大同、宣府外，山西商人也是最早进入山西偏头关（今忻州市偏头县境内）、雁门关（今忻州市代县境内）、倒马关（今河北保定唐县境内）等处进行商屯的商人。曾有史载，在边关“凡戮力于南亩者，皆山右（山西）之佣，秋去春来，如北塞之雁”。这样，雁门关外，屯堡相望，塞上田禾广袤无际，而东北官员向朝廷上奏称：“辽东千里，晋人商屯其间，各为城堡……商人争出财力……边储大裕。”

    1429年，纳粮开中扩展到宁夏。因路途遥远，为能吸引客商到来，政府对陕西、山西商人予以政策优惠，他们每引盐仅需纳米麦4斗，而当地人需要5斗5升。

    明清以来，官府文书和社会舆论都习惯把山西和陕西商人合称“山陕商人”。从明中后期到清朝，具有地缘好合的山陕商人，迈着共同的节拍，在同一个地域，建起了象征两省商人友谊和协作的会馆：山陕会馆，彰显了两省商人相互取暖、抱团打天下的共识。

    以盐作介质的纳粮中盐、移民以及商屯，对山西人的牵引不仅在于生存和销盐的有利可图。在这个过程中，山西人四海为家的情怀被触动乃至激发，让山西人见识更多、视野更广、信息更灵，便于在长途经商中，发现不同区域之间，除了盐利之外的其他种种商业机会。

    随着山陕商人的到来，“缎绢、绫绸、纱罗、梭布、花绵、巾帕、履袜、南货及诸铜铁木竹器、纸劄”等，也都贩运到了宁夏，并成为政府纳税商品。山西人范世逵（1498～1557）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祖上三辈以农商为业，少年时即走四方。对于政府的输粮换引政策，他认为“奇货可居”，就亲赴关陇（函谷关以西、陇山以东一带），至皋兰（今兰州），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今甘肃武威）等地，了解地理交通。此后，他便在这一带专门经营粮草生意，数年内大获其利。河西都御史和边防将校，都愿意与他交往，并对他礼敬有加。

    从暴力到货币统治的核心意义

    很多专家学者喜欢将开中制和屯田制作为山西商帮崛起的重要原因加以阐述，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北部边疆的安危及山西在北边的军事地位，让宋、元、明面临着共同的边境状况，并进而让明朝相承了宋元时期诸多的政策，譬如开中制和屯田制。换句话说，开中制实是对北宋“钞盐法”、盐引制及元初的“折中制”智慧的抄袭。

    中国商帮诞生于明朝。但山西盐商能够称得上“商帮”，绝非开中制和屯田制所能成全。如果盐政或者屯田制能让商帮萌芽，那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存在这样的环境，但那时并无商帮。

    仅就商帮的萌芽、发展来说，盐政或者屯田制充其量是古时用来汲水用的那个轱辘和绳索，尽管不可或缺，但牵引绳索的那股无以触摸、只能感知的无形力量——以交通便利和长途贸易为支撑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丝茶与白银贸易在国内外的流转，才是最终导致商帮兴起的真正原因。

    这里有几个相辅相成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