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国内大市场的形成。明朝初年，盐业政策一如既往地推动了国内长途贩运贸易，这与唐宋时期盐、粮一直是长途贸易的主角没有太多的差别。到了明朝中后期，长途贸易的内容变成了以粮食为主、棉布次之。朱大为在《16至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中说：蓝靛、木材、大豆、棉花、丝、铁、烟叶、桐油、皮张等生产资料，成为长途贩运的重要商品，这对于促进买卖双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刺激作用。

    更为直观的效果由交通的改善而引发。明初，朱元璋命全国府、州、县修桥治路，使京师到各行省都有陆路交通干道。水运也较之前有很大改善，永乐年间浚通了临清至济宁北段的会通河，嘉靖年间又修复了通惠河，从此大运河从杭州至北京全线贯通，成为商人南北贩运商品的首选运道。江南、珠江三角洲、长江中上游、华北和西北五大经贸区在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中形成，它们之间的频繁贸易，意味着中国国内大市场的最终形成。

    第二，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民营化最为利朗的时代。明朝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时期与汉朝，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朝。

    明朝的私营工商业，无论是冶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都在世界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郑和下西洋时，官方用让周边国家前来朝贡的方式垄断了对外贸易，但所需的手工业品多来自民间手工业作坊。于是，郑和下西洋一方面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也让跃跃欲试的民间对外贸易形成对官方垄断的挑战。1567～1571年，海陆贸易相继对外开放，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到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海上家族年入几千万两白银，连当时气焰最盛的荷兰人也要对他们退让三分。

    与此形成映衬的是，官营工业不断萎缩。官方冶铁业在正德以后迅速衰落，万历时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虽说民间禁止开采金银矿，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在景德镇的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京郊门头沟的煤窑很多，官窑只有一两座，其余的都是民窑。

    就盐来说，当时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为18亿斤，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2/3为私盐独占。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但价昂质次的官盐终究难敌价廉质优的私盐，政府的种种努力归于失败。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宋元时期没有像明清时期那样深受世界影响。明时的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宋元时期商业发展及海外贸易虽然繁盛，而且也有新的突破，但与中晚期的明朝不可同日而语。

    明朝国内大市场的形成，民营作坊生产能力的增强，以及新形势下国外对以丝、茶为主导的中国商品的追捧，牵引了整个国内大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对接，乃至改变了国内货币本位的地位。

    更早的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外贸商品以奢侈品为主。而此时将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的载体是丝绸、布、丝纺织品以及稍后的茶叶和白银。首先将明朝的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的国家是偏居在欧洲西南一隅的两个面积不大的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

    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其意指中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出，而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专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估计：16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