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至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这是前朝从来没有过的气象。

    尽管开中制和屯田制是山西盐商崛起的基础条件，但真正将明朝与宋元两个朝代区隔开来的，是白银在明朝上升为本位货币的历史进程，这也是我们观察明朝商帮兴起的一个核心判断。

    作为一种基于苦力和劳顿的普众性政策，开中制并不具有引发区域商人群起的可能。与商屯之下的商人一样，纳粮开中的商人受制于政策实施的时间、官僚的廉洁程度、币值的稳定、粮盐的比价以及农业看天吃饭的脆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累积财富的可能性和持续性都值得怀疑。

    政策的不稳定随时会打乱财富的积累过程，粮价及币值的不稳定蚕食着财富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开中制和屯田制并不具备培养大商人的底蕴和土壤。白银本位化的过程，也是明朝纸币持续贬值并被逐出市场而银价仍相对稳定的过程。当中盐与国家本位货币白银发生较为稳定、持续的关系时，政商家族用权势夯筑了财富之基，由特权大商人领衔的区域性商帮才最终得以成形。

    那么白银是如何推动商帮的萌芽和发展的呢？如果说，我们先前更多受到了山西盐商借助政策及地利之便而率先成就区域性商帮的诸多干扰，这导致我们没有看到或者说漠视了另一只无形之手的力量，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从徽商的兴起中清晰地看到白银发挥作用的历史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