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其安全，并让它产生利润；在英国商业确定以后，把我的所有基金以孟加拉的硬币或账单的形式，送回我的朋友——旗昌洋行那里。”

    有资料表明，伍家在美国投资的利息，每年达20余万两白银。当旗昌洋行于1891年宣布破产，约翰·默里·福布斯成为伍氏家族的受托人时，记录显示，旗昌洋行拥有属于伍氏家族100万多美元的受托基金。伍秉鉴还通过巴林洋行投资美国铁路和其他项目，让其子伍崇曜在其死后可以收到定期的效益。1858～1879年，伍氏家族似乎收到了125万多美元的红利。

    美国学者穆素洁博士根据伍秉鉴写给他的美国经理人的50多封信件，发现了伍秉鉴与世界沟通的渠道。这些信件现在收藏在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叶显恩在《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一文中对此有详尽的介绍。

    19世纪初，伍秉鉴贩茶到欧洲，租用的是美国货船。1833年，伍秉鉴代旗昌洋行的合伙人约翰·P·库欣贩茶到汉堡，租用的是普鲁士货船。鸦片战争期间的1841年11月21日，他给已经从广州回到波士顿的库欣写信说：“4月和5月，我把价值约100万美元的茶叶用船运到纽约和伦敦，我认为有希望取得好的结果。”

    两天后他在写给罗伯特·福布斯的信中，则说他正将三四百吨的茶叶装船运往荷兰。信中还透露以前贩运的商货，已经取得约50%的利润等。

    在印度方面，伍秉鉴曾通过在广州营商的印度帕西商人默万吉·马尼克吉·塔巴克等，在印度建立其商业网络，还与印度孟买商人莫霍马达利·阿利·罗盖，以及以澳门为基地的达达布霍伊·拉斯托姆吉等，也有商务往来。尤其是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作为伍氏在孟买的代理商，他经营有方，到19世纪30年代初已在印度建立了独立的贸易网络。

    1842年4月24日的一份账单显示，受伍秉鉴之托，詹姆塞特吉购买珍珠后送到旗昌洋行，所需的款项他提出可用孟加拉政府的7000卢比支付。如果不够，再请旗昌洋行代垫。他还受托在印度和英国经销中国的丝和肉桂，并要求把在伦敦经销丝货所得的款项归入加尔各答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账目中。

    如果说泉州走私商人李旦、郑芝龙建立起了辐射东亚、东南亚的贸易网络，那么伍秉鉴则建立起了中国与太平洋的美国、印度洋的印度、大西洋的欧洲之间庞大的世界性贸易网络，只不过，他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而不是支配者。

    俗话说，和气生财，伍秉鉴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性格谦恭顺从，甚至有人认为他胆小如鼠、懦弱无能。林则徐下令禁烟时，曾要求洋商无条件上缴所有在广州的鸦片，如果不顺从，就要将伍秉鉴等两名行商就地正法，有商人说伍秉鉴当时“吓得瘫倒在地”。

    这个瘦瘦小小甚至丑陋的人，既聪明，又诚实。他在给一位美国商人写信时说：“我们被迫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造大炮，所承受的巨大负担对我这把可怜的老骨头来说实在是有些沉重。”

    鸦片战争使伍秉鉴损失大约200万美元。其中，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涉及商欠的外商款在300万银元，他一人承担了100万银元。1831年，清政府对商欠实施国家干预，对不奏报粤海关的借贷行为，不予法律保护，而且不允许这种借贷关系保持3个月以上，否则承担连带责任。

    李远江在《世界首富伍秉鉴的末路人生》一文中这样描述死前的伍秉鉴：

    1842年12月23日，他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通篇怆然难禁之情……

    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