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外交及商务使命。作为公行总商，潘启要代表清政府处理十三行内与外国商人有关的外交、税务、治安、民政等诸多事务。潘启死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他评价说：

    他的死亡，是否会使欧洲贸易不便，这是难以判断的。他确实是一位有大才干的人，非常善于处事，但当他自己的利益或安全受到动摇而陷于困难时，他终究有能力将其消除，同时他是善于玩弄权术的，他的儿子一定能够保持其商行的信用与经营，所以没有理由设想他的去世是有遗憾的。

    潘启的第四子潘有度继承了家族生意，他表现出后辈的谦恭，无论如何也不愿再像他的父亲那样坐头把交椅，但之后还是出任总商长达10年。在广州一口通商的85年里，潘启及其家族出任总商的时间最长。潘启的同文行（后改名同孚行）也是十三行里面唯一一家有百年历史的商行。

    十三行里的福建人

    潘启只是十三行里福建籍行商的杰出代表之一，以他及之后出现的伍秉鉴为代表，福建海商传沿明末100年来福建海商的积淀，继续引领清朝海路贸易。只不过，引领者由福建漳州人变成了泉州人。

    与李旦、郑芝龙一样，潘启也来自泉州府同安县。以李旦为标志，尔后到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再到十三行领袖商人潘启、伍秉鉴，泉州籍商人作为一个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并主导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海上贸易。因为清朝一度不允许商人出海贸易，所以以潘启、伍秉鉴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一直独揽着清朝的海上到岸交易，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

    此前，同为闽南商人的漳州人独占鳌头，这似乎与身为宦官的漳州府人王景弘有关。王景弘是郑和下西洋时的副使，先后5次跟随船队南行。没有南行的两次，他受命到闽浙沿海招募大批水手和造船工匠，许多漳州人就在这个时候成为官方水手，他们成为事实上公费出门看世界的一个群体。1434年，郑和死后，王景弘还奉命率领船队出使了一次苏门答腊。

    从那时起，漳州人的海外贸易意识被激发。1572年，漳州月港成为明朝唯一准许海上私人贸易的港口，这种安排绝非意外。这段时间，漳州商人独占先机，掌控了通过马尼拉、长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澳门等港口转运到中国的白银贸易，显赫一时，向外移民大增。其中，在马尼拉的漳州海澄人十居其八。

    伴随月港的衰落和1603年西班牙马尼拉当局对华人的大屠杀，漳州商人元气大伤，尔后郑氏父子以泉州安平为大本营，构建了海上贸易帝国，奠定了泉州海商独领风骚的历史地位。

    在潘启到达广州前，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福建商人，并在对外贸易中占据鳌头，譬如十三行中的凌官与安官就实际独揽了整个外贸。黄启臣在《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中表示，康熙（1662～1722）年间，在广州的福建行商有Limia、Anqua、kimco、Shabang、Canqua5位，在雍正（1723～1735）年间则有Snqua、Cowlo、许藏兴等数家，乾隆（1736～1795）年间有林广和、郑德林等数家，嘉庆年间拥有洋行8家和大小商行30余家。

    黄启臣文章中的Limia、Anqua很可能就是凌官与安官。如果事实如此，这时的福建商人已经在十三行中占据主导位置。章文钦参阅《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所载资料说：1732年十三行洋行共有17家，结果被“闽人陈汀官、陈寿官、黎关官三行，任其垄断，霸占生理”，其他14家中，还有6家是陈汀官等人的亲族所开，剩下的卖货行店，如果不是钻营在陈汀官等门下，“丝毫不能销售”。不仅如此，凡卖货物给洋商，必须“先尽九家卖完，方准别家交易”。章文钦的结论是：“若非监督纵容，伊等岂敢强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