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一书中曾提及15家行商籍贯。其中，福建籍7人，徽州籍1人，浙江籍1人，广东籍6人（可能还包括寄籍者）。福建籍的是同文行潘启、义丰行蔡昭复、怡和行伍秉鉴（泉州安海人）、丽泉行潘长耀、义成行叶上林（漳州诏安，祖上是徽州婺源人）、东裕行谢嘉梧（漳州诏安人）、资元行黎光华（晋江人）。安徽籍的是东生行刘德章，浙江籍的是万成行沐士方，广东籍的是西成行黎光远、会隆行郑崇谦、天宝行梁经国、孚泰行易元昌、隆记行张殿诠、广利行卢文蔚。

    虽然在公行存在的中后期，十三行里的福建人从数量上并没有明显优势，但仍占据中枢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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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秉鉴是十三行后起的福建商人，他将福建商人在广州的势力推向了最高峰。

    1800年，潘有度表达了辞去十三行行商职务的意愿，1801年，伍秉鉴成为行商。他的父亲伍国莹曾在潘家做账房，1783年自己开设了怡和洋行，成为行商。与潘启一样，伍家的祖籍也是福建泉州府，先祖原在武夷山种茶为业，于康熙初年时进入广东。

    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保持最大的交易份额，这是潘家成为广州首富的原因所在。与潘家第二代在事业上有所收敛不同，伍家第二代扮演了超越者的角色。尽管潘家仍维持着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宗订单贸易的地位，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后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伍家第二代跳出了既有的贸易框架，主动出击，与广州口岸新兴的外商面孔——美国的自由商人以及来自印度的港脚商人打成一片，这是伍家能脱颖而出最为关键的选择。

    18世纪中叶，以印度或英国私商为主体的散商开始出现在广州，他们接受东印度公司的特许，主要从事印度、东印度群岛同中国之间的贸易，被称为“港脚商人”，他们接受公司驻中国业务的管理机构——监督委员会的管理。

    这也是亚当·斯密1776年创立自由经济理论的一大背景。亚当·斯密被誉为经济学鼻祖，毕业于牛津大学，终生未娶。他认为，“每个人都在力图运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的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每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与利益，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但是，在他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并不是他本意追求的东西。这样，由于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地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自己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能产生的效果还大”。

    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散商的出现就是那个“不是他本意追求的东西”，但其所出现的效果，比真正想维护的东印度公司垄断所产生的效果还大，英国政府在18世纪末慢慢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到1780年，港脚商人与十三行行外商人间的走私活动已经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为维护垄断地位，英国东印度公司极力限制散商的活动，规定不属于商馆的英国臣民不得在中国停留，但这种硬性规定，如当年西班牙限制白银过多流入中国一样，并没有奏效。

    1782年，十三行公行再度设立。当其他国家的散商在自由经济理念的主导下，陆续肢解本国的垄断贸易组织时，清朝十三行公行的垄断却一直存续到了鸦片战争，这是中国与英国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命运迥异的一个细节。

    也是在1782年，由英国散商亨利·柯克斯与其他人合伙成立的柯克斯·理德行洋行出现在广州，它创造了外国散商在中国设立代理行号的先例。

    刘诗平在其著作《洋行之王：怡和与它的商业帝国》中提到，柯克斯的父亲詹姆士·柯克斯是给广州十三行行商提供钟表八音盒等“打簧货”的商人。这些东西成为皇帝及宫廷内外把玩的时髦洋货，至今北京故宫依然保存着一些詹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