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个。

    在盛宣怀那里，权势也被当做谋商的手段，尽管盛宣怀从来就是一个商人。他一步步登上权力的巅峰，并将晚清主管经济最具分量的邮传部尚书一职收入囊中。他直接促成了中国大陆最早的跨行业、跨地区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但他的初衷似乎是想以此来影响中央政策，营造举国商办的氛围，进而将洋务企业变成商办企业，甚至想将它们纳入自己名下。

    最让人惊诧的是，一心倡导商办的盛宣怀，却在晚清铁路收归国有的运动中，成为最忠诚的执行者。该运动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盛宣怀终以“误国首恶”的名声留在了《清史稿》中，成就了一段奇特的商业史。

    不论在当时还是现世，盛宣怀都与李鸿章一样，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但盛宣怀提出的一个命题，即使在130多年后的今天，仍是政商两界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那就是做官的如何照顾经商的，经商的如何考虑国家，这是一位跨越时空的商人所留下的旷世命题。

    以胡雪岩失手生丝贸易为标志，除了以厚实的政治背景为依托的周学熙和孙多森外，徽商的光芒已经日益被江苏商人和宁波商人所遮掩。当上海政界以吴健彰和叶廷眷为代表的势力，相继被来自浙江定海的蓝蔚雯和杭州的吴煦两任道台所取代时，广东商人的地位在不经意间被苏商和宁波人逐步取代。

    其他苏商中，银行家陈光甫（镇江人）是一名“海归”，他是那个时代民营金融业首屈一指的开拓者。作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他与席正甫一道充当了山西票商掘墓人的角色。

    陈光甫还开创了中国人自办旅行社的历史。他的一个理念是，“本行欲在某地发展，先在某处办旅行社……故旅行社为银行之先锋队”。很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旅游部，发展成为享誉全国的中国旅行社（1949年后歇业）。

    当以长途贸易起家的山西贸易商人活跃在张家口、包头、恰克图、辽宁朝阳、甘肃西宁时，一句句民谚点滴记录了这个时期为生计而奔波劳顿的晋商。近代江苏商人了然没有晋商的草根气息和长途跋涉的劳顿，他们的命运似乎更多与集股招商、公司章程、中外商战、外资银行等近代的商业元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很难从他们身上再看到传统商人的影子，他们已然打上了洋务运动、实业救国及近代商人的时代烙印。

    在那个社会动荡、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苏商个个都有着鲜明的个性。这一群体的角色包容度之大，是其他商帮无以比肩的。除买办世家席正甫家族、旷世官商盛怀宣、银行家陈光甫外，无论是来自常熟的主张实业救国的清朝状元张謇，还是来自无锡的有“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双料之称的荣德生、荣宗敬兄弟；无论是出生于吴县（今苏州）、与范旭东等人创建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碱厂的化工专家兼商人陈调甫，还是出生于淮安的“海归”银行家、金城银行的创办者周作民，个个都如雷贯耳，形象鲜明。

    由他们组成的苏商群体，成为横跨晚清、民国、新中国初期的一大商帮。如果算上当时归江苏管辖的上海（1927年，中华民国政府设上海特别市，从此，上海在法律上脱离江苏管辖），那么江苏商人的阵营中还应包括我国氯碱工业的创始人吴蕴初和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鼻祖、棉花大王穆藕初。

    浙商与苏商在银行业也同样叱咤风云。与苏商在面粉、纺织等行业一枝独秀不同，浙商在轮船、钱庄、医药、电影、火柴等行业独领风骚，此一。

    第二，苏商领袖中少有浙商中像虞洽卿、朱葆三、傅筱庵等饱受争议的角色，这让苏商群体以其不尽出格之姿而显得较为中正。无论是张謇还是席正甫，无论是陈光甫还是荣氏兄弟，都是中国商帮史上某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即便有如盛宣怀这样不遗余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