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1月1日，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城，在清政府与率先在此设立领事馆的首任英国领事罗伯特的主持下，在江北岸开市贸易。初开时，这里是一片滩涂，被称为宁波外滩，它的开埠标志着浙东沿海贸易的合法化。

    但在开埠后的前五年中，宁波港对外贸易额不升反降，由50万银元下降到此数的1/10。也就是这几年，上海的对外贸易额超过广州，升居全国第一位。地缘优势让具有冒险开拓精神和商业敏感性的宁波人开始大批向上海挺进，并超越粤商，在五金、金融、轮船、电影等行业遥遥领先，成为与苏商并驾齐驱的一大商帮。

    当宁波人在新式工商业中小试牛刀时，晋商家族的后辈们，或聚古玩，或买姣童于吴闾，或购美玉于燕赵，或将银两窝藏于地，坐吃山空，没能为手头的资产开辟出一条增值之路，逐渐被时代所抛弃。

    1853年上海的小刀会起义，是甬商在上海发展的关键点。小刀会起义后，宁波人在上海的人数快速增长至6万，仅次于广东人。李也亭和叶澄衷是逆势上扬的在沪甬商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人生轨迹是甬商在上海态势的缩影，他们在萧条中昂首前行的智慧，是130多年前中国商人留给后世的一大遗产。更为难得的是，叶澄衷不仅是卓越的商人，也是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首善商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拉开了晚清民初商人办学的序幕。

    从“郁半天”到“李大王”

    早在18世纪晚期，宁波人就已经在上海崭露头角。

    明朝实行海禁之后，舟山群岛出现大批走私、海盗集团，宁波人也参与了以许栋、王直等徽州商人为首的海盗活动。嘉靖（1522～1566）年间，海盗集团受到沉重打击，宁波商人因此更多地将目光转向了国内贸易。

    北京是宁波人最初闯荡去得比较多的地方。从明朝后期到清初，宁波商人先后在北京创办了鄞县会馆、浙慈会馆。前者为宁波鄞县在京的药业商人所建，后者是由宁波慈溪裁缝组成的成衣会馆，这是宁波商人由成衣匠转变为“红帮裁缝”的蓄积阶段。1771年，宁波人又在江苏常熟设立宁绍会馆，1780年在汉口设立浙宁会所。

    沙船，更多时候是宁波与外界联系的工具。宁波码头历来是南来北往的船只的栖息港，这也促进了宁波人走南闯北的沙船业的形成。慈城商人最初沿着运河北行，到天津从商。较早到天津的是顺治（1644～1661）年间的慈城人严应翘，其孙严克宽在1870年曾任长芦盐区纲总，其曾孙严修（严范孙）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一手创办了天津南开大学。慈城人冯若愚在明万历（1573～1619）时曾任天津巡抚。

    到乾隆（1736～1795）年间，以慈城人童承初、冯氏、董氏、孙氏、郑氏为大股东的宁波“北号船帮”船队，已频繁往返于甬津两地的海路之上，许多慈溪商人都长住在天津客货栈内。

    与连接宁波与天津的作用一样，沙船也拉近了宁波与上海的距离。上海最早的会馆商船会馆由上海崇明船商建于1715年，位于黄浦区老城厢，这是上海最早的行业组织，比上海开埠早128年，是上海开埠前最强势的行业组织。

    在上海早期的会馆中，除上海钱商、猪商、布商，湖州丝商，福建纸商、黑枣商，北京帽商，江西茶商等所建立的会馆或公所外，由其他各地船商建造的会馆也为数不少，譬如潮州会馆、泉漳会馆、潮惠会馆、浙宁会馆等。其中，浙宁会馆由宁波慈溪董萃记船号倡导创立于1819年。

    早在乾隆嘉庆年间，慈溪董棣林就载着江南的粮食、棉花、纸张、瓷器、绸布等南货，运往辽东，采办参药、大豆、杂粮，到宁波或上海销售。到他儿子那一代，董家已在上海设立大生沙船号，往来南北装运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