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衷心怀着商人的强国梦想，他甚至参与编写了澄衷学堂最早的课本。不幸的是，学校破土动工之际，叶澄衷突发疾病，不久便离开人世。学校的事情，由他的后人按照他的遗嘱办理。

    综观那个时代，首善之人非叶澄衷莫属。促学、扶掖同乡、爱国，构成他的三重境界。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做人当如叶澄衷”。

    站稳上海滩：四明公所事件

    1873年，当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接连受挫时，宁波商人在上海滩也面临着一次大考。这次大考后，宁波商人在此后的30年间站稳了上海滩。

    186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因居间调停有功，不费一兵一卒，取得了在库伦、喀什噶尔、乌里雅苏台等处贸易的免税特权，而且在天津通商也比各国低1/3税率，这对晋商来说是一大打击。从此，俄商开始撇开晋商，直接深入两湖，设立茶栈，贩运茶叶或推销产品。

    1866年，清政府取消了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也就是免征茶叶的半税。这意味着，俄商贩运成本将大幅度下降，而在北部的恰克图，因不能享受水运之便，加之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需付出的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贸易一落千丈。到1868年，在恰克图买卖城中的山西行庄由120家下降到了4家。之后，清政府对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但并没有让情况产生根本好转。到1873年，晋商为节省运费，也准备像俄国一样把两湖茶叶经水路运抵天津，再走陆路贩运到俄国。让晋商想不到的是，他们被阻止并被告知，如果要这样，将照旧收取厘金税。

    这个落魄的国家并没有给予商人应有的关照，哪怕是最起码的平等。不过，太平天国起义后，票号得到了官方初步的认同，这让晋商多少可以重拾一些宽慰。而在远东上海，宁波人也正面临进入这座城市以来的第一次大考，这成为他们蓄势的开始。

    在宁波籍上海道台蓝蔚雯的关照下，1844年后清政府免除了四明公所的纳税之责。1847年后，法租界扩界，四明公所成为其一部分，于是两个问题摆上了租界大人们的议程：一是免税有损租界权利；二是公所内的义冢，有碍租界环境卫生，要求予以搬迁。此芥蒂直接酿成了1874年及1898年四明公所与法租界之间两次流血的“四明公所事件”。

    在1862～1863年，法租界董事会明确表示：“为了消灭这些坟墓，绝不在任何尝试面前后退，不管这种尝试有多么艰巨。”其理由是，公所是传染疾病的根源。1895年初夏，北京、香港等地瘟疫爆发，人口大量死亡，在上海的中外人士更是谈“疫”色变。在这种情势下，法租界也一直在找适当的改变时间。事实上，这一诉求暗含着法租界扩界和修路的主张。

    在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中，宁波同乡在四明公所向法租界抗议，在随后的示威中，法国工程师开枪射向群众，死伤各一人，宁波人放火烧掉40多间法人住宅。此事惊动了上海道台及总理衙门，后经双方多次交涉，于4年后的8月达成协议：中国赔偿法国白银37650两，法国支付中国死难者家属白银7000两；法租界放弃原筑路计划；四明公所及属地永久免税，冢地之内永不得筑路、开沟、造房、种植，致损葬棺。

    两次四明公所事件发生时的上海道台都是浙江人，第一次是沈秉成，湖州人；第二次是蔡钧，余杭人。法兵悍然强占四明公所，蔡钧因对法方态度强硬而被撤职。1901年蔡钧被派任日本公使，1903年他向清政府建议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参与人数上千，第二次声势更为浩大。官方的软弱，让广东同乡会等其他城市的人也参与了宁波籍工商界组织的抗议。一些愤怒的市民用石块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