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了解远远超过毛泽东时代，不存在一致的亲美意见。这本书对美国的批评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品。”“书中的观点是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同胞感情的知识分子观点。《妖魔化中国的背后》通过对美国媒体和出版界的广泛分析，指出美国传媒对中国的介绍是片面的。这本书由于讲究写作风格，在美国赢得了一些高级外交政策顾问的赞赏。”

    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处的一个官员在认真通读完了这本书后，给李希光打电话说：“这本书太有吸引力啦！这绝对不是一本反美的书，只有那些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才会攻击这本书是反美的书。”

    这句话正印证了李希光当初策划和写作这部书的宗旨。就像他在该书香港版的序言中所说的：“我诚心地希望我的美国同行不要错把我们这本书当成一本反美之作，这本书的真正目的是给那些每天处心积虑地妖魔化中国的少数美国记者脑袋上泼一盆冷水，让他们从狂热的妖魔化中国的病态中冷静下来。”

    199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级军官研讨班的23名军官进入了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校园，他们将在这里参加为期两个星期的学习。这个交流项目是由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首先提出的，得到了中美两国国防部的支持。1个多月后，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丹雷·罗思在华盛顿美国企业学院关于对华政策的讲演中说，中美军队恢复接触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两国军官的这种互访将有助于两国军队互解妖魔化（de-demonizing）。

    最能体现美国人对自身反思的行动是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的中国之行。在他访华之前，这位民主党激进分子的代表感到了美国媒体的好莱坞式的报道着实太过分，令他无法改变中美关系。所以他决定顶着巨大的压力到中国来，以化解令人尴尬的中美关系。他把他的中国之行称为一个“解妖魔化行动”。

    显然，克林顿的访华是成功的，至少这位总统在北京停留的前后，美国媒体已悄悄开始较为客观地关注中国发生的一切。他们开始介绍中国人数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自由的生活方式、乡村的民主选举、知识分子的备受尊重，以及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克林顿总统访华的第二天，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组封面文章，总标题是《中国有多坏？》。李希光称“《中国有多坏？》这个命题是美国媒体的自我觉醒，是对美国国会、传媒和学术界某些人士长期以来把中国当成敌人来描绘的质疑”。这种理性的思考开始动摇了美国公民长期以来因受媒体蒙蔽而产生的对中国社会暗无天日的想像。

    毫无疑问，在中美关系处于最低谷的时候，李希光和他的同仁们为沟通中美两国人民做了一件富有开拓意义的事。从此李希光的名字格外引人关注，中央高层有关部门找来他的全部著作反复研究，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都向他表示了敬意，在国人的眼中，他成了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而作为一个学者，李希光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