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坐在火炉旁，满脸不高兴。眼下根本不可能到房子的两头去把他俩扯到一起，让他们携起手来，重归于好。

    我走到食品橱前，喝了一杯白兰地。我的目光顺着自己的黑裙往下移动，停留在自己的大腿上；会想到自己长着一条大腿，真滑稽可笑，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条腿，连我自己也没有。色如焦黄的面包似的丝裙下，这条腿细长有力，与别的腿没有什么两样，它总有一天也会被彻底埋葬，仿佛从未曾存在过：这显得多么不公平。我正沉醉在对这条细腿的欣赏之中，这时，斯克利亚西纳向我走了过来：

    “看您样子好像玩得不怎么开心嘛！”

    “尽我努力吧。”

    “年轻人太多了。年轻人呀，从来就不开心。作家也太多了。”他一抬下巴，指了指勒诺瓦-佩勒迪埃和康热，“他们都在写作，对吗？”

    “都在写。”

    “您，您不写？”

    我笑着回答说：“噢，上帝，不！”

    他粗鲁的言谈举止惹我喜欢。从前，我跟众人一样，拜读了他名噪一时的作品《红色的天堂》，尤其使我激动的是他那部有关纳粹奥地利的大作；充满激情的见证，远胜一般的通讯报道。逃离苏联之后，他又逃出了奥地利，取得了法国国籍，可这整整四年里，他一直呆在美国，今年秋天，这是我们第一次与他见面。他很快用“你”称呼罗贝尔和亨利，可似乎从未注意到我的存在。他从我身上移开了目光，说道：“我常想，他们将会怎么样？”

    “谁？”

    “一般来说指法国人，可尤其是这批人。”

    这次，轮到我细细打量他了：三角脸，高颧颊，锐利而又严厉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像女人的一般。这不是一张法国人的面孔。苏联对他来说是个敌国，而美国，他又不喜欢；天底下没有一处使他感到是自己的家。

    “我是乘一艘英国船从纽约来的。”他挂着一丝微笑说道，“轮船服务员有一天对我说：‘可怜的法国人，他们连仗打赢了还是打输了都不知道。’我觉得这话对整个局势概括得比较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