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穆济琴科和波涅杰林的集团军相比，我们看来要好得多啰。”

    集团军司令员抱怨弹药情况，特别是穿甲弹情况很糟：送来的一切立刻就会消耗掉，无法建立任何储备。

    “怎么能储备呢？从战争第一天起我们就没有退出过战斗，现在不停顿地进行反冲击又一个多星期了。”

    集团军司令员沉默片刻后，又充满信心、有点自豪地说：

    “没什么。我们要迫使法西斯分子怕我们。敌人士兵的信常常落到我们手中。他们的语气越来越忧郁。常可看见这样的词句：‘这不是法国’。现在法西斯分子进行冲击也提心吊胆。他们在闯进来之前先要对整个地域轰炸和炮击一番。所有人都力图用白酒来提提神。7月16日，他们成散兵线闯进我步兵第31军阵地。直起身子走，扯着脖子喊。我们消灭了他们，抓住了十五个人。这些人全都喝得烂醉。”

    波塔波夫从放在桌子上的一叠文件中拿出了一封附有译文的信：

    “您看看吧。”

    这封没有发出的信是德军士兵孔拉德·杜姆勒写的：

    “我当兵四年，参加战争两年了。可是我开始感到，真正的战争现在才开始。在此以前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些训练性大演习。俄国人是什么也不怕的大胆儿。他们打起仗来就象凶神附体。”

    扣留这封信的德军书信检查员在信上批示：“奇怪。杜姆勒参加过很多战局，被认为是优秀人物。”

    “没什么，”集团军司令员笑着说，“等我们更狠地揍他们后，法西斯就不会那样写了。”

    话题涉及通信联络了。我告诉波塔波夫，方面军司令员对第5集团军不能定期发送通报感到十分忧虑。

    集团军司令员苦恼地叹了口气：

    “我们自己也为没有通信联络发愁。在敌人深入的条件下，军队指挥是最大的问题。不能拉线，无线电台又少。而且我们也还没学会怎样使用无线电。由于译成密码的熟练程度低，我们的指挥员常采用明码发报，于是重要情报便被敌人截收了。不过，您可以报告方面军司令员，我们会采取一切措施，既同所属军队，又同方面军司令部建立可靠的通信联络。”

    我同集团军参谋长J·C·皮萨列夫斯基将军也进行了长谈，从他那里得到了同样的保证。

    告别时，集团军司令员要求我转达他对方面军工程兵部长的请求：发给他哪怕五、六千把小工兵锹。

    “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夺取了有利地区，但却无法守住它，因为没什么工具来构筑掩体，有一半工兵没有铁锹……这个请交给方面军政治部，”他交给我一叠文件，“我想会有用的。”

    这是最引人入胜的材料：希特勒军队将军们的命令和报告，德军官兵的日记和信件。

    请看坦克第36团第2连士官阿尔贝特·施密特的日记。6月21日写的内容是精神奋发的。作者津津有味地说他收到了钱——为明天侵犯苏联领土而预支的犒赏。第二天，他写道：“八点出发。同俄国的战争就这样爆发了……今天三点，我们的五十二个炮兵连开火。”以后的日记很短：“俄国人顽强作战……”“我们连损失了七辆坦克。”6月25日开始有结论了：“我们谁也没有参加过象在俄国进行的这种战争。交战后的战场景象太可怕了。这样的景象我们还没有经历过……我们受到了极大损失。”在战争第一周的周末写道：“我们有很多人伤亡。”而7月14日和15日写的最后一篇则极为简单：“可怕的日子！”

    骑兵第132团第5连士官卡尔·诺伊瑟的日记中，情绪变化反映得更加明显。他在战争第一天兴高采烈地写道：“突破了前沿，我感兴趣的是以后会怎样。”第二天就感到不安了：“我们的处境变得很严重。以后还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