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熟悉位置的人，是找不到忠诚之地的。自由区自生自灭了几个世纪，完全不曾得到都市计划者的庇荫，而忠诚之地是条拥挤的死巷，卡在这一区正中央，有如迷宫中的错误小径。这里离三一学院和葛拉夫顿街的时髦店面步行只要十分钟，但小时候，我们从来不去三一学院，三一学院的人也不会来这里。

    这一带并不危险，只是很分散，住的都是工人、泥水匠、无业游民，再来就是那些走狗屎运的，在健力士啤酒厂上班，有健保，还能上夜校。这里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几百年前的居民开始自定规矩，自行其是。我家那条路的规矩是：就算一文不名，只要上酒吧就得喝酒；同伴和别人动粗，一见血光就要把他带开，免得有人丢脸；海洛因要留在公寓和大家分享；即便你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摇滚庞克族，周日也要做弥撒；还有，无论如何都不能对人大吼大叫。

    我将车子停在几分钟路程外的地方，徒步过去。不需要让家人知道我开什么车，也不需要让他们见到后座上的儿童安全椅。自由区夜晚的空气依然如故，温暖骚动，薯片包装袋和公车票根随风旋转，酒馆涌出粗鲁的喧腾。街头混混在运动服外头加上晶亮的首饰，宣告自己新潮得很。其中两个瞅了我一眼，开始朝我晃来，但被我鲨鱼似的龇牙一笑，就立刻改变了先前脑子里的念头。

    忠诚之地有两排各八间的房子，红砖建筑，门口有台阶让人拾级而上。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每栋房子都住了三四户，甚至更多。什么人都有，从参加过一次大战，逢人就展示伊颇①刺青的疯子强尼·马龙，到不算妓女，但不晓得靠什么将所有孩子拉扯大的莎莉·荷恩。领失业救济的人可以住地下室，那里很容易导致人维生素D缺乏。有工作的起码能住一楼，住了几代之后就算资深住户，可以获得顶楼的房间，这样便没有人走在你上头。

    照理说，回家应该会觉得故乡变小才对，但我家那条路感觉却像精神分裂似的在前方延伸，其中两三栋房子稍微精心打扮了一番，比如换上了双层玻璃和有趣的仿古粉彩漆等，不过多数还是原封不动。从外表看，十六号仿佛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二十年来，屋顶已残破不堪，前门台阶堆着砖块和一台废弃的手推车，门仿佛被人放火烧过。八号一楼有一扇窗亮着，灯光昏黄柔和，却危险到了极点②。

    爸妈结婚之后，卡梅尔、谢伊和我接连出生，彼此相隔一年。这在安全套得靠走私得来的区域可不是什么新鲜事。五年后，他们的生活稍有喘息，凯文也随之出生，洁琪则又隔了五年，老妈应该是在他们稍微不恨对方的那一段时间怀孕的，不过那段时间很短。我们住在八号一楼，有四个房间：男孩房间、女孩房间、厨房和客厅。厕所是后院底的一个小棚子，洗澡用的锡浴缸摆在厨房。这几年，整间房子只剩下老爸和老妈。

    我每隔几周会和洁琪见面，帮我掌握进度。至于什么算进度，就看个人定义了。洁琪认为我需要知道家人的大小细节，我却觉得只要知道有没有人死了就好。因此，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才找出皆大欢喜的中间点。

    我回忠诚之地以前，已经晓得卡梅尔有四个孩子，屁股和77A路公交车一样大。谢伊住在爸妈楼上，还在他毕业后就去的那家自行车店工作。凯文在卖平板电视，每个月都换女朋友。老爸不晓得把自己的背怎么了，而老妈还是老妈。还有一个人也不能漏掉：洁琪。她做了美发师，目前和一个叫加文的家伙同居，未来或许会和他结婚。要是她遵守协议（这一点我很怀疑），大家肯定也知道他妈的我在干吗。

    楼下大门没锁，公寓的门也是。可这年头，都柏林人再也不让大门开着了。洁琪安排得很有技巧，让我可以看情况进门。客厅传来声音，简短的对话，漫长的沉默。

    “嘿！”我站在门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