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格认为这不值得。

    所以我们走过那个女孩身边的时候没有问她有谁打过电话来没有，格雷格把一些东西放进办公桌里，又从桌子里拿出一些东西，其中一样是一瓶桃子味的白兰地。

    “耶稣婊子养的基督，”他说，条件反射一样。格雷格是一个黑皮肤的矮子，来自巴尔干半岛上几个互相看不惯的民族的混血儿。他眼睛深陷，面颊凹陷，留着一把我见过的最浓密的大胡子。每次他骂脏话我都以为听错了，因为他的语气一点都不疯狂，一点都不显得生气或是有任何语气。他可以说出一连串脏话，那语调就像你在说“我要下楼去小店里买支牙膏”

    或者“不知道红袜队今天打得怎么样”一样。要习惯他这么说话可真不容易。

    他打开瓶盖喝了一口，然后问我要不要也来一口。我说听上去不错。他把瓶子递给我，我喝了一口。他第一次给我喝的时候我曾想擦擦瓶口，但接着我想到像我这样整天站在国家街上干这种活的人早就已经接触到了现代人所知道的所有细菌了，还有这样做有点暗指格雷格有病或其他什么。

    我不知道上等的桃子味的白兰地是什么味道，甚至究竟有没有这样的酒也不知道，看在老天爷的分上。这是非常便宜的货色。如果你从来没尝过，那就对了。我想这味道可以通过混合罐装桃子的糖浆和zippo打火机的燃料复制出来，而如果你真用这两样东西混合，那成本要比格雷格付的价钱还要高。

    我自己又喝了一口，然后盖上瓶盖把瓶子放进抽屉。另外一个摄影师，一个整天穿着背带的上了年纪的人，信不信由你，走过来问他情况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格雷格反问道。

    “拍照，还有看着街上发生的一切。”他从桌上的一堆信里抽出一封信对着灯光，斜着眼充满怀疑地看着。

    “所以这里面要么有一美元要么没有，”他若有所思地说道。

    “而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你也许会以为他这套赚钱方式不怎么样。一点都没错。就我看来，格雷格是个还算过得去的摄影师，但你只要抬头看看这间办公室就能知道过得去的摄影师可不如——比如说——过得去的航天工程师抢手。（不管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可不懂这术个语，但论坛报的分类广告里到处都是要雇他们的主顾。）格雷格的生意很直接。他站在国家街上，拍摄走过的人群，他们走过时我就给他们一张带编号的卡片，理论上他们会把这卡片连同一美元寄回来，理论上那卡片上的编号能让格雷格找到正确的底片并把它冲印出来寄给顾客。

    “我不总是能寄对照片，”他有一次承认过。

    “特别是我找人打下手之前。拍照和发卡片都我一个人来，我有时会把编号搞错，然后我就会收到某个傻帽从丹佛写信告诉我照片错了，我要么把对的照片寄给他要么退回那一美元。我该怎么办？有些傻帽会为了该死的一美元写来三四封信。再想想还有多少次我搞错了但那些人根本没写信来。有时我都在怀疑到底有没有人真的收到过对的照片。但他们其实干吗要这些照片呢，嗯，小子？回答我。我用这种方式挣一美元，我一定得是个杀千刀的才能告诉你谁到底为什么要寄钱来得到这些耶稣婊子养的基督照片。”

    今晚他的情绪没有这么怀旧。他好像对信件的数量挺生气，他一边愉快地诅咒着，一边撕开那些信封的口子，甩出那些一美元的票子。有几张是支票，还有个混蛋寄来几张加起来面值一美元的邮票，还有个人根本没有寄钱来。

    他把这些要寄照片的单子放在一边，他明天会处理这些，把钱收起来放进钱包。

    “那个寄邮票来的家伙，”他说，“应该坐在热锅上等他的照片寄来，婊子养的。我们看看，小子，十一点半到五点半是六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