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后我就回哈罗镇的家中。如果太晚了，我只好在医院的长椅上打个盹了，或坐在街边的长凳上，头倚着可乐贩售机打盹。反正这不是第一次搭便车回家了。

    “你家门的钥匙肯定在红色的手推车下面。”她说，“你知道我指哪儿，对吗？”

    “知道。”我母亲放了一辆红色的手推车在屋后的小棚屋门边，是用来种花的，到了夏天小棚屋里开满鲜花。听着麦考蒂夫人的电话，我可以想象在哈罗镇的家，我从小在那里长大的小屋，夕阳西下后无人开灯，今晚将陷入黑暗之中。麦考蒂夫人说我妈还年轻，但对于才21岁的我来说，48岁似乎已经很老了。

    “小心点，阿兰，别开快车。”

    我的车速，当然是由我搭乘的车的司机决定，我希望不论司机是谁，最好像逃离地狱般开得快快的。我所关心的只是要尽快到达缅因中部医疗中心。但没有理由让麦考蒂夫人替我担心。于是我说：“不会的，多谢了。”

    “很好。”她说，“你妈就会好起来的，看到你她一定说不出有多高兴呢。”

    我挂上电话，草草地写了张便条，说明了发生的事及我的去向。我请一个比较负责的舍友，赫科特·帕斯摩尔，帮我打电话给辅导员请他告诉我的任课教师我缺课的原因，这样我才不会挨批，因为有两三个老师最恨逃课。然后我塞了几件要换的衣服到背包里，再加上一本卷了边的《哲学入门》，一头直奔出去。我将拉下下周的课，还好所上的课程我学得不错。

    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让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变，似乎哲学课本上的观点对它都不适用。我渐渐看清了人世的真谛，一个人洞察世事而没有哪本书能解释清楚，我想有时只有忘却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如果能忘却的话。

    从在奥罗诺的缅因大学到安得罗瑟金郡的路易斯顿镇有190多公里，最快的路是走i-95收费高速公路，但如果搭便车，这路就不好走了。州警察总爱在这条路上驱赶搭车的人，甚至只站在公路的坡面上他们也会赶。如果被同一个警察抓到两次，他还会开单罚你。所以，我只好从68号高速公路走，这条路从本格开始向西南蜿蜒，还是蛮好走的。只要你看起来不像个地地道道的神经病，就很容易搭上车，大多时候也没有警察管。我搭上的第一辆车是由一个郁闷的保险经纪人开的，他把我载到了纽波特。我在68号公路和2号公路的交接处等了20分钟左右，又搭上了一位老绅士开的车，他要去波多依汉。他一边开车一边抓裤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窜来窜去。

    “我妻子总是提醒我，如果我还喜欢载搭便车的人，可能就会被人在背后插上一刀，横尸水沟。”他说，“可当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路边拦车时，就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轻的岁月，我也曾伸出手竖起拇指拦车（伸出手竖起拇指，在美国如要搭便车，只需在路边伸出手竖起拇指，开车的人就知道了。），也搭上了车。现在，她都死了四年了，我还活着，还是开着这辆老道奇车，我很想念她。”他急切地抓向裆部。

    “孩子，你去哪儿？”他问道。我告诉他去路易斯顿镇以及原因。

    “真可怕，”他说，“你母亲，我很难过。”他的同情强烈而真挚，使我感动得眼角都潮湿了，我眨着眼睛把眼泪收回去。此时我不想在这老头的旧车里哭出来，因为车身颤动颠簸，还有一股刺鼻的尿臊味。

    “打电话告诉我的麦考蒂夫人说我妈的病不太严重，她还年轻，只有48岁。”

    “还年轻！可她病了！”他真的感到难过，又抓住了他那绿色裤子松垮的裆部，用爪子般的手猛拽那尺寸过大的裤裆。“突发的病总是很严重的，孩子，如果不是答应我哥哥拉尔夫送他到在盖茨的护理医院的话，我会送你去缅因中部医疗中心，一直送到门口。他妻子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