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上了藏在身后的那个沉重的吉非大封套，里面装着全部的名单和消音器。她把封套放在桌子上。巴特里斯先生做了一个不显眼的细小动作，封套就不见了，就像在表演近台魔术一样。

    作为交换，他给了卢三个信封。一个很重，卢估计里面装的是名单。第二个又小又厚实，卢知道，里面是钱。第三个又轻又薄，里面肯定是最为重要的东西：人物，时间，地点。

    卢收好了三个信封，把它们装进了包里。

    “就这样吧，”她说，“很高兴认识您。”

    “当然，”巴特里斯先生说，“非常愉快。请转告伍兹先生，并确切地转述我的话，不要虎头蛇尾。”

    “我会的。”卢说，可她却一点都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待在家里怎么就是虎头蛇尾了呢？她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巴特里斯先生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

    “再见！”卢说。

    “哦，好的，”巴特里斯先生说，“再见。”他的灰眼睛一直目送卢离开。

    在回公寓的路上，卢买了几份日报的副刊和《标准报》的早报。她坐在咖啡馆里，将这些报纸通查了一遍。其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西边旅馆里发生残酷谋杀的报道。奇怪。

    她坐着看伯尼吃午饭的时候，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

    “清理工。”伯尼说。

    “干什么的？”

    “清理工。他们有一帮清理工。我去做掉目标，清理工收拾现场。你看，都是专业人士。分工明细。”他还解释了虎头蛇尾的含义。卢有点不耐烦。如果他们想让你盯梢，为什么不直接说盯梢而要说在房子周围兜圈呢？

    至少，在离开之前，卢还有时间便匆忙地打扫了一下公寓——虽然仅仅是草草地搞了一下，但她还是用吸尘器清洁了地面，给房间通了风，换了床罩，马马虎虎掸了一下灰尘。等伯尼康复以后，卢会彻彻底底地打扫一下房间的。

    做完这些，她离开家准备到温布尔登路去。

    “东西都带齐了。你今晚想吃点儿什么？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有点儿鳕鱼吃就好了，”伯尼说，“弄点儿欧芹汁鳕鱼吧。”

    卢拎起手袋和那包干洗过的衣服，她想把幸运随身携带。

    路面车辆稀少，中午拥堵高峰早就过了，卢一路畅通地驶到了温布尔登路。在一条栗子形的行人小道上，有幢双面朝向的维多利亚式红砖房子，埃伦伯格先生就住在里面。

    卢四点三十分到达目的地。埃伦伯格先生独自在家，没想到卢会突然到来。这样倒好，没有什么虎头蛇尾可言了。

    她离开的时候没看见什么人，只有一辆英国电信的货车在卢驾车离开的时候慢慢地开过来。那个司机跟他的乘客一样，都是肤色黝黑的。

    “分工明确，”卢说，在嘴里玩味着这个词的意韵。“这个词真的很特别。”

    在接下来的十天里，卢开了不少眼界，又见了几次巴特里斯先生。伯尼身体里的病毒显然很顽固，他有几次似乎快要康复了，可病情却再度恶化。

    忙季。她一次次对自己说。周五她做掉了一个伊朗人，这个任务毁了她原本制定好的周末购物计划，随后她整个周末都忙着在多金路“做事”。虽然她从没去过那儿，但她对有机会去感受清新的乡村气息很是感激，以前伯尼常把业余时间贡献给“工作”，卢真的很反感。

    接下来的周一，卢做掉了个俄罗斯人，或者说是她那么觉得；因为他的呼吸里明显有小黄瓜的味道。周二下午，又有个住在帕丁顿旅馆的台湾人等着她去做掉。至少他说自己是台湾人，但卢觉得他的长相和语调都像苏格兰人。实际上，他就是个苏格兰人，巴特里斯先生那通常无懈可击的指挥全都见了鬼。但这也没什么，因为她在做掉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