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的内景，虽然她觉得这女孩的家更可能是在某些荒凉得可怕的郊县中的某幢混凝土高层建筑里。

    她穿着背心和牛仔裤，这肯定不是她工作时穿的衣服。

    “不是啊，”她说，“道具在这里。”她指的是随身带着的大包里的东西。格洛丽亚似乎看到了搭扣、皮革和束身衣，这种束身衣有一瞬奇异地以她母亲曾经穿过的肉粉色的坎普牌矫正束身衣的形象出现在她脑中。

    “他喜欢低声下气地听人使唤，”塔蒂亚娜打着呵欠说，“有权有势的男人都这样。格雷厄姆和他的朋友们都是一样的。Idyots。”他的朋友们？

    “老天哪。”她想到了帕姆的丈夫默多。她想到，当帕姆轻轻按着她那辆崭新的奥迪A8的喇叭在城里转悠，去赴桥牌会，去健身房锻炼，去Plaisir du C喝下午茶，与此同时，默多却正在——怎么说呢？格洛丽亚不敢想下去。

    格洛丽亚叹了口气。这就是格雷厄姆真正想要的吗？不是温德摩尔或者乡村休闲的衣服，不是平庸至极的铜扣子，而是一个小得可以做他女儿的女人把他像火鸡那样捆扎起来吗？从没想过的事情这样突然间出现在眼前，她居然也不觉得特别惊讶，这真是奇怪。

    格洛丽亚注意到塔蒂亚娜两耳上都挂着小小的金色十字架。她信教吗？俄罗斯人现在不信仰共产主义改信宗教了吗？这没法问，没人会这么问。除非不是在英国。在毛里求斯度假的时候，有个司机从机场载他们去旅馆，他问过格洛丽亚：“你祈祷吗？”就这样问，距离他们拦下他的车，他把他们的行李放进后备箱才不过五分钟的样子。

    “有时候。”她回答说。

    这不是实情，不过她感觉得到，要是知道她不信上帝，他一定会相当失望的。

    格洛丽亚从没明白过，为什么有人会将致人死命的刑具作为饰品戴在身上。那干脆戴个绞索和断头台算了。所幸塔蒂亚娜的耳环只是两个十字架，没有一对奄奄一息的耶稣基督在上面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可是这对十字架就不会惹她的顾客讨厌吗？她的父亲，塔蒂亚娜忽然主动说起，是个“伟大的小丑”。（所以她的别名总算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命名的原因。）她说，西欧的人们把小丑当成是“打打闹闹的傻瓜”，而俄罗斯人觉得他们是“存在主义的艺术家”。她蓦地被一种斯洛伐克式的忧伤攫住了，弯下身去拿了块口香糖递给格洛丽亚，格洛丽亚谢绝了她的好意。

    “那么俄罗斯的小丑不滑稽吗？”格洛丽亚问道，她正从医院走廊里的一台自动取款机上取走500英镑。六个月来，格洛丽亚每天都会从自动取款机上取500英镑现金。她把钱包在一个黑色的塑料垃圾袋里，然后放进她的衣柜里，到现在已经积有7万2千英镑，都是20英镑的纸币。

    这些钱占的地方倒是出奇得小。格洛丽亚不知道一百万纸币会占多少地方。格洛丽亚喜欢现金，触手可及的实打实的钱。格雷厄姆也喜欢现金。

    格雷厄姆对现金的喜欢要更多一点，他让大笔大笔的现金涌进哈特之家的账户里洗个澡，然后干净无瑕地走出来。格雷厄姆已经尽量不用老办法了（自助投币式洗衣店和太阳浴房），不过他的朋友默多还坚持那么做。帕姆身上穿的简·缪尔和巴伦泰的羊绒制品其实是用“滑稽的钱”买的，她似乎幸运地对此一无所知。你无知并不等于你就是无辜的。

    格洛丽亚将取款机里拿出的钱分给了塔蒂亚娜一些，自己留下了其余的。不管怎么说，她们俩都在用某种方式赚格雷厄姆的钱。七十年代的女人们曾经要求“家务薪酬”，做爱薪酬似乎更能说得通。毕竟，不管你愿不愿意，家务总是要做的，而做爱则是可做可不做的。

    “哦不，我不跟他们做爱。”塔蒂亚娜说着笑了起来，好像这是她听过的最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