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我选乘计程车。我想比较冷静地作一番思考，不愿混杂在人群之中。幸好汽车上客席的软垫性能优良，车子的震动对头部毫无影响。我悠然思索今后的对策。

    我想出了好几个办法。

    第一，以谋杀由利小姐和对我谋杀未遂的罪名控告丈夫。

    第二，一如既往，对一切佯装不知，继续婚姻生活。当然，应随时小心提防，以免被害。

    第三，将我的推理告诉丈夫，然后继续婚姻生活，为防被害，对丈夫预先提出以下警告：我已作好安排，一旦我惨遭不测，便会有人寄信给员警揭发一切罪行。

    第四，离婚。

    我又思考这四条对策的可能性及其利弊得失。

    第一条也许是最为安全的办法。但其手段最不可取。对于告发丈夫的妻子，人们决不会怀有好感，在英国和美国的某个州里，妻子不能作出不利于丈大的证言，是确有其事的。即使在日本，窝藏犯法的直系亲属，法律并不问罪，而有给直系亲属栽罪之虞的证言，法庭也有权否决。

    这体现了社会对于夫妻关系理想状态所持看法的最大公约数，如果我无视这种情况，人们便会对我暗中指责。

    何况我的告发也许根本难不倒丈夫。诹访小姐的案子纯系推测，而对我谋杀未遂如今已无任何证据。（我做了一桩蠢事，竟把那纸包扔弃了。）我难免成为笑料。

    第二个办法危机四伏。不论找多么小心提防，守方较之攻方，总是大为不利。特别是丈夫聪明过人，他可以试用种种办法，对我心理上的盲点发动攻击。

    第三个办法，坦率地说，起初最令我动心。也许这是我对丈夫还有些依依不舍的缘敌，但是冷静一想，又怀疑他是不是值得我与之白头偕老的男人。他确实聪慧善思，而且将来可望声名大振。可是他竟想剥夺我的生命，哪怕只此一次，与这样的人共处一室，毕竟不合人之常情。

    如此看来，可行的方案，岂非只有这第四项了么？离婚以后，丈夫便成了陌路人，而那件事也就会从记忆中消失。既然两人分居，丈夫也就无法加害于我了吧。我和他分道扬镳，却又不让他知道这是他的罪行使然，他是不会轻易杀害我的。

    末了，我决定离婚。接着，我盯嘱自己：这是绝对不可更改的决定。如果犹疑不决，危机便会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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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要让父母同意这个决定，却是非常棘手的事情。如果我照实直说，父母恐难相信。看来，只好一口咬定“想离婚”，苦争不让。父母若问及理由，死活只说一句话：“什么也别问，求求你们！”这样还不行。就说不能离婚，宁求一死。

    于是，我努力给父母造成这样的印象。他们听了我的话，双双愕然。好几回面面相觑。

    然而父亲是一位心理学家，我因此而摆脱了困境。父亲似乎察觉到，既然我把话说绝了其，中必然大有缘故。他不象母亲那样热心地劝我回心转意。

    “可你是否跟饭野君达成了谅解呢？”父亲在反复追问了大约半个小时以后，提出了这个问题。

    “没有。可他不会反对。”

    “哦？这是夫妻之间的问题，够微妙的可我没脸见饭野君了！叫我怎么说呢？‘以前是我希望女儿跟你结婚。可是婚后一年半载，女儿不愿跟你过了。请你跟她分手吧！’这么说恐怕不行吧？”

    这话倒也实在。在第三者看来，也许觉得不合情理。在研究室里，恐怕也会议论木村教授的女儿过于任性。不过，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他那方面，爸爸给想想办法嘛！给他升教授，或者派他出国留学。”我又回到了少女时代，娇声地央求父亲。

    “别说傻话！怎么能这样公私不分！何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