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皮尔斯还在沙发上仰面躺着。我经过她身边，穿过小走道，去卧室和浴室探个究竟。抬眼一望，只见三间房都是空的，窗户紧闭。

    我折回身又去了厨房，那里也空无一人。我正要去落地窗后面的小阳台看看，此时，我在躺椅和咖啡桌之间的地板上发现了点儿东西：一张纵向折叠的白纸立在那里。我绕过去，垫着手绢把纸片捡了起来。

    这是一张信纸，干净整齐的斜体字占了六行，出自女性笔迹。三个名字的后面有三串数字，所有的名字和数字都用粗线画了一道，就像在杂货店购物时买一样东西后就从清单上画掉一样。

    瑞克曼5657596263116-125171-175-25000

    伯耶尔214-231235239-247255-25000

    哈德莱斯顿178180205-211360-401415-420-50000

    所有这些对我都没什么意义。我把纸和手枪放在同一个口袋，去移开落地门。落地门被一个固定插销牢牢地锁住，看来是为了防止有人从外面进入。毗连的是一个天窗式样的窗户，由中间分成竖直的两扇，以便在闷热的夏天向内开窗，引入徐徐的海风。这两扇窗都是可以锁上的，一扇窗上有一个简单的横条状锁，另一扇上面有一个镯状圆环。横条门锁轻轻弹开，随即插入圆环上锁，另外有锻铁防盗栏固定在窗外。我站在玻璃门前向外远望。下面是一条长长的岩石坡，太平洋的潮水拍打着礁石，激荡出阵阵浪花，有的浪花甚至冲到了红杉树上。但是我并不关心这些，我看到了一小块钢片，大约三英寸，卡在栏杆边缘，随风颤动。我正纳闷儿的时候，只听门廊处传来一阵笨重的脚步声。

    嘈杂声惊醒了我。前门开着，一个小伙子闯了进来。他六英尺高，淡黄色的头发，穿着白色的网球服，拿着一只网球包。他问：“这儿怎么了？你是谁？”他走了几步，看见毯子上的人，还有沙发里毫无知觉的劳伦斯·皮尔斯，惊呼起来：“上帝啊！”

    为了避免麻烦，我立刻告诉他我的名字和职业，以及我此行的目的。我问他：“你是哪位？”

    “乔·克雷格。”他看上去还没缓过神，恍恍惚惚的。他把目光从我身上转向尸体，补充道：“我在这里工作——是这儿的一名网球教练。”

    我指了指他手上的球拍。“这就是你现在来这里的原因？”

    “是的。劳伦斯·皮尔斯小姐和我约好了下午三点的网球课。我就住在附近，所以过来准备和她一起坐篷车去训练场。”

    躺椅旁的边桌上有一部电话机。我奔过去给逍遥宫的办公室打电话，花了五分钟向三个人解释了三遍四十一号房间发生了枪击案，并且有一人已经死亡。那三个人没有一个相信。逍遥宫发生命案？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第一个人把我打发给第二个人：第二个又把我踢给第三个，第三个家伙自称是住房部主任米切尔，一开始大约两分钟的时间，他怎么都不相信，继而是震惊和愤慨，并许诺会立即报警。

    克雷格跑到劳伦斯·皮尔斯身边单腿跪下，摸着她的一只手。“或许我们应该把她弄到屋外去，”克雷格说，“让她透透气儿。”

    听上去挺有道理的。我帮他把劳伦斯·皮尔斯从沙发里抬出来，边往屋门口抬边问他，“你认识死者吗？”

    “上帝，我认识。她是伯尼斯·多兰，劳伦斯·皮尔斯小姐的秘书。难道是劳伦斯·皮尔斯小姐枪杀了她？”

    “看上去是这样。”我们把劳伦斯·皮尔斯放在前廊一张铁制的马车椅上，克雷格又在不断摩擦她的手。“那儿一个人也没有，阳台的门窗都是从里面锁住的。枪案发生的时候我在前门的小路上，看得一清二楚。”

    克雷格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