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下午六点差五分，我正仰靠在办公室的椅子里，脚高高抬起放在办公桌的一角，安然自得地看着《大公报》头版上的大字标题：

    《怀尔赎金五十万在鸟蛋箱内发现》

    这是伦·科亨近三天来第二次登载的热门特稿消息。我们和该报社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在第三版上登载了手提箱的照片，盖子打开着，我在一旁扶着箱子。这篇报导我读了两遍，写得很精采。我成了主要角色，沃尔夫也不例外，索尔、弗莱德和奥里的名字也列了上去。我没有向伦·科亨透露有关玛葛特或拉夫舅舅的任何情况。文章提到了杰克的枪。一只枪便会给故事增色不少。

    尼尔的那笔钱存放在银行里。但不是原来怀尔太太取钱的那家银行。尼尔表现得既不胆小也不愚笨。当我把手提箱放到办公室沙发上时，他打开来看，我们全聚拢来欣赏箱内的东西，包括沃尔夫在内。尼尔拿出两大扎钞票，抽出两张大票面的递给奥里，又抽了两张给弗莱德，索尔也一样。我得了五张。然后他问沃尔夫：“您的那份现在就要吗？”沃尔夫说应该先把钱点清楚，既然他的份额是有比率的。沃尔夫到厨房告诉弗里兹准备四个客人的晚餐。从五点到七点，刚好两小时，弗里兹端上了饭菜。但没有鲱鱼子酱。

    晚上，手提箱的安置成了问题：“原因之一是保险箱内无空余之处；其二是尼尔不愿把箱子放在家中，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到了就寝时间我给他拿来了睡衣，把他安排在南边的房间里住。这间房正好在沃尔夫的楼上，我还准备了毛巾，把床放下来安好，然后把手提箱提到三楼我的房间里。钱放在枕头底下是最保险的，因此我就腾出一个恰好能把箱子放在枕头下面的空间。我们没有数这笔钱。”

    星期一上午我们在列克辛顿大街的大陆金融信托公司的一间小屋里清点了钱数。沃尔夫在这家银行立户头已经两年了。参加清点的有一个助理副行长、两个出纳员、尼尔和我。我俩自然是旁观者。他们在十点刚过即着手这项工作，直到十二点一刻才最后明确宣布这笔钱的数目为489，000美元。因为尼尔先拿出了二十张面值二十元的作为零花钱。十万元记在沃尔夫的户头上，余下的三十八万八千六百元作为尼尔的开户存款。那位助理副行长面带职业笑容，开着诚恳的玩笑对尼尔说，该行不收服务费。我们没提钱的来龙去脉，他也没问。因为沃尔夫是这里受尊重的老顾主。不过，假如他看到了这条新闻的话，他准会有所设测。当然上午的《大公报》还没登载这些消息。

    在人行道分手时尼尔和我握了握手。他招了辆开向居住区的出租车，我听不清他对司机讲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他是去第五街994号。一大笔银行存款落在他名下的美事儿使他两脚生风，好不得意。我走了一小段路便打了个电话给伦·科亨。

    那天我急切盼望着有怀尔太太或安德烈先生那边的动静，然而直到近黄昏还听不到他们的抱怨。我也盼望着沃尔夫解释他推断出钱在何处是多么的简单，但他没作任何解释。我也不打算问他，那会把他拾得太高。我不动声色，按时去处理上午为数不多的信件。午饭后，沃尔夫读完了他那本书，又从书架上重新取下一本。而我则沉浸在各种档案卡片之中。

    下午五点五十五分，门铃响起来。我把脚从办公桌上放下来。开门一看，来人是检察官格拉莫。

    他清楚沃尔夫的工作时间表，可以在11：01或6：01来，但决不该在5：55来访，这可有些不符合惯例了。难道是他想先与我聊上五分钟？不可能。当我让他进来时，我的全部表示只是哼了一声。我请他进了办公室，他一屁股坐到红皮椅上，把帽子往条桌上一摔，大模大样地把两腿往外伸直，下颔紧闭，默不作声。我走到自己座位上也满不在乎地伸出腿，不说一句话。这种状态一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