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八点五十到的，提前了十分钟。我刚开口对沃尔夫说一切就绪，门铃就响了。为了离怀尔太太近些，我本应该坐到红皮椅旁边的黄椅子上的，但我还是宁愿坐在我办公桌边。要么我本该把她安排在靠我近些的黄椅子上，而沃尔夫却喜欢把来访者安排在红皮椅上就座。

    这个五月里一个美丽的夜晚，她的礼服外没有什么遮盖，看来藏不住东西，因此问题主要在她的手提包上——那是一只饰有漂亮别针的黑皮包。当她正坐下去，手还没捏住皮包的当儿，我从她膝盖上一把抓过皮包来放到我桌上。当时她显然很紧张但没动声色，只瞪着眼看我。我试图打开皮包时仔细拨弄了那个别针，她也不说一句话，任我摆弄。我把包打开，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我把手提包放回她膝盖上她又把两腿转向了沃尔夫。如果不是明天中午本·戴克斯就要来拘留我的话，我本可以找个托词来解释一番的。当你夺过一个女人的皮包打开乱翻，她只会可怜巴巴地坐着干瞪眼。

    沃尔夫也在注视着她，表情冷漠，没有丝毫怜悯之心。“这不是一次调查询问，怀尔太太，我没有问题要问您。这将是一次独白，不针对某人，只是一个开场白。我劝告您无论听见什么都不要说话。”

    “就算您要提问，我也无可奉告。”她怒气冲冲地说。“您说不存在奈普先生这个人，这简直是痴语妄言。”

    “这种妄言与您杜撰出某先生来是完全不同的。”沃尔夫向后一仰。“古德温先生已经告诉过您，我下了怀尔先生是被谋杀的这一结论，所以我的开场白从半途开始也是难理解的。只有结论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找到凶手，我的第一步是要见见所有参加过星期三聚会的人。现在我们来把这些人都排排队，逐个分析一下。”

    “第一个，是您儿子。当他来请我帮他寻找那笔钱时，我设想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他插手了绑架，知道钱在何处，他不便直接去取，他企望提供线索让我或古德温先生去找到这笔钱。这种可能性是在我和他开始谈话时我作的推测。但谈话结束后我推翻了这种假设。要想精心炮制出这个阴谋非得有敏捷、周密的思维和能言善辩。但象您儿子这样颓丧的人不可能炮制出这样的阴谋，更不可能付诸实践。因此他是带着诚意来找我的，他与绑架毫无牵连。他不知道钱在何处。怀尔先生不是他谋杀的。”

    “您想要告诉我的是：您怎样得知不存在奈普先生这个人的问题。”

    “会说到的。第二位是您女儿。不过您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曾使得古德温先生和我去怀疑蒂娜·尤特丽参加了绑架，对吧？”

    “确实如此。”

    “您女儿没告诉您？”

    “没有。”

    “警察局也没有？”

    “没有。”

    “问题出在那封信上。那封绑架的信是她打印出来的，我不想详细解释这一点，那会花去很多时间。当古德温先生看到那两张您在电话簿中发现的字条时——当然，现在我已经知道那两张字条并没放在电话簿里，而是您自己带在身上并假装是在电话簿里找到的——当古德温先生发现它们也是由她打出来时，怀疑变成了结论。与您女儿谈了十分钟的话，我们弄清了，她不可能伙同蒂娜·尤特丽去干任何一种大事，更不用说象绑架这样大的冒险活动。您女儿不过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傻瓜和守财奴，她曾来要我帮她去找这笔钱，即使不来，这也是明摆着的：同她哥哥一样，她没有卷进绑架事件；她不清楚钱在何处，也不曾杀害怀尔先生。

    “第三位，是您弟弟。从古德温星期三下午报告的情况来看，毋宁说您弟弟根本没有任何行为和言辞。我曾尝试性把他当作一个完全需要注目的人物，同他在一起呆了二十分钟，他坐在您现在坐的这张椅子上，我便断定这对他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