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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让我待在房间里听的。”

    我们在展示厅里谈话，和那些标本在一起。实验室人员、摄影师、警察、县里的验尸官进进出出。屋外，当地居民在冷雾中观望，模糊的影子看起来很像幽灵。救护车上旋转的红灯照得窗户忽明忽暗，像充血的眼睛在眨动着。

    “不一定，是的。”

    “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杀人，克斯卡顿先生。”

    “伯克利的一个女人——玛丽莲·杜贝克，克雷恩遗孀的侄女。但她是个很胖的五十岁的家庭主妇；如果说是她跟踪我至此，解决掉贝托鲁奇的话，就太可笑了。”

    她说：“他在房间里等你。他认为你有坏消息——从他的表情我看得出来。”

    “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想。”

    “有可能是个小偷，”迪卡尔布说，“贝托鲁奇抓住他，想用猎枪吓唬吓唬他，他们打起来，枪走火了。砰！打中了贝托鲁奇。”

    “你似乎不明白，这件事再也不是考古学探险了。不再是单纯寻找你父亲自杀的动机，现在我们面前有一桩确确实实的谋杀案。”

    “对我而言不是。”我说，“可能贝托鲁奇应该对他妻子的死负责任，也可能是其他什么人。”

    “警局？我的天，怎么——”

    “问题就在这儿。我想不出是谁，想不出杀人动机——尤其是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我们还没有掌握所有的证据——”

    我躺在床上又打嗝又放屁，试图入睡。但我脑海里一直浮现出贝托鲁奇被凶残杀害的尸体和涌出的鲜血。我不停地想为什么会有人杀他。这件事与一九四九年发生的事情有关吗？我的直觉一直在说是的，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不一定，”迪卡尔布说，“你的调查和贝托鲁奇的死不一定有关联。”

    我没说什么。

    “去他的迪卡尔布警官。他想要逮捕我的话，让他来好了，我不在乎。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根本不在乎谁杀了贝托鲁奇，包括他那淫荡的老婆，不在乎为什么，所有这些我都不在乎。”

    “是的。”我说。

    没错，我是看见了。但我什么都做不了，无论是为他还是她。我能做什么呢？我不是精神科医生，不知道如何对付克斯卡顿颅骨内乱窜的神经信号。我能控制住自己的就已经够幸运了。

    我犹豫了，想起昨天和克斯卡顿通电话后想到的事情——如果他妻子不尽快带他去看精神病医生，他可能会失控。然后呢？克斯卡顿这样的人失控了会怎样？杀人是一种可能性；近来有相当数量的疯子制造的暴行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杀人总会有动机，我告诉克斯卡顿的关于安吉洛·贝托鲁奇的事没有理由可以使他愤怒到去杀人。此外，就克斯卡顿的身体状况来看也不太可能：他很虚弱，不借助帮助几乎不能行走，而且很少离开屋子。比起他来，我更愿意想象是玛丽莲·杜贝克一路开车到托马利湾杀了贝托鲁奇。

    “那位遗孀呢？”

    “直觉，”迪卡尔布说，“你不能总相信它们。”

    “嗯，可能杜贝克女士在你离开后，把告诉你的话告诉了另一个人。”

    直到九点过后切特·迪卡尔布警官才放我离开托马利湾。今天他不值班，但还是出来了，因为我点名要他来。显然，在和家人共进晚餐时被叫出来，迪卡尔布很不高兴——他住在塔拉林达，离这儿很远——但他没有对我发火。他很礼貌，还对贝托鲁奇的谋杀案多少表现出一点兴趣。

    “似乎是这样。”他点点头。

    “你能想出谁可能有动机吗？”

    “你告诉过别人你对贝托鲁奇和他妻子的怀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