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巴兹尔·格兰特和我两人，在一个可能是地球上最适合聊天的地方——一辆破旧的电车顶上——聊天。在山顶上谈话是很畅快，但是在飞驰的山顶上谈天简直太神奇了！

    空旷的伦敦北区在我们眼前飞逝，让人感受到伦敦的浩大与卑微。就像大家印象中的伦敦，它的确是一个非常脏乱卑亵的地方，在刻意制造耸动的小说家笔下，贫民区的恐怖其实是被彻底忽视且扭曲了。小说家一写起贫民区，不外乎窄巷脏屋、匪徒疯子，总之是罪恶的渊薮。在窄巷与罪恶渊薮之中，似乎不可能出现文明和秩序。可是，我们体会到伦敦贫民区的恐怖实境——贫民区的可怖就在这里，它有的是文明与秩序！然而，它的文明是病态的，它的秩序是僵死的。走过罪恶的贫民窟，没有人会抱怨：“我看不到雕像，见不到大教堂。”然而贫民窟仍然有公共建筑，只不过这些建筑往往就是精神病院；在贫民区还是有雕像的，只不过雕塑的模特多半是铁路工程师和慈善家，这两种龌龊的人会凑在一起，是基于他们的共同之处，也就是对穷人的鄙夷。这里也有教会，只不过都是属于罕见且怪诞的支派，像惊世教派或厄尔文教派。当然，这里也多的是宽大的马路和十字路口，有电车经过，有医院，这一切都是文明的路标。虽说人类不能预知自己在下一刻会见到什么，但我肯定有些事物在贫民区一定见不到：在那儿见不到真正伟大、重要、顶尖、受人景仰的事物。我们带着极度的厌恶感回望那些窄小扭曲的房门，那些肮脏透顶的街道，那些围绕泰晤士河和市区的货真价实的贫民区，尽管如此，我想还是有一种真实的可能性——有一天，雷恩大教堂的巨大十字架可能会倒塌，雷霆万钧地打烂这些藏污纳垢的黑街暗巷。

    “但是你也应该知道，”我表示了上述看法之后，格兰特以他特有的深奥口吻对我说，“这些另成一类的粗鄙场所显示出的污秽生命力，正巧见证了人类灵魂的胜利。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同意，这些人的生活比野蛮人还差，他们的确住在最低等的文明里头。不过，我十分肯定，这些人大多是好人。做个好人，也是件冒险，比航游世界来得更暴烈大胆。此外——”

    “继续说啊！”我说。

    没有回应。

    “说啊？”我抬头看他。

    巴兹尔·格兰特蓝色的大眼圆睁着，丝毫不理会我的反应，只是望向电车的另一边。

    “怎么了？”我一面问，一面好奇眺望。

    “真是非常古怪，”格兰特黯然地说，“我真该栽在自己的乐观之中！我才说，那些人都是好人，可是这会儿我却看见了全英国最邪恶的家伙。”

    “在哪里？”我边问边向前探出身子，“在哪里？”

    “唉，我应该没说错，”他继续说，语调连绵且令人昏昏欲睡，在敏感时刻这种语调常会激怒他的听众。“我说那些人都是好人，这并没说错。他们是英雄、是圣徒，他们可能偶尔偷鸡摸狗，可能偶尔会拿铁叉打老婆，可是他们仍然是圣人，是天使，他们身穿白袍，身上有翅膀和光环——只要跟那个邪恶的家伙一比，他们每个人都显得神圣无比。”

    “是哪个人呢？”我又嚷起来。

    这时我看见一个人影，那正是巴兹尔的牛眼锁定的目标。

    那是个瘦瘦的、看起来温文尔雅的人，在快速移动的人群之中疾走，身上并没有特别引人惊诧之处，可是，只要一注意到他，就会发现这人颇值得玩味。他戴了黑色高顶帽，帽子的奇特弧线似乎是一八八零年代的颓废艺术家喜好的风格：把高顶帽化为远古的花瓶。他的头发大多是灰色、鬈曲的，带有由灰色渐变至银色的美感。他的脸呈椭圆形，而且，我觉得，很具东方色彩。他还留有两撇黑胡子。

    “他干了什么事？”

    “细节我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