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知道那里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开始喝酒，失去控制，忘记了会出现什么后果。也许，他们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了。也许，他们的确已经吸取了教训。但他们的行为仍然很坏。

    有些人坏透了顶，总是残忍卑劣地伤害其他人。另外一些人只是一时糊涂，我经手过的案子中的大部分人都属于这个范畴。我的工作不是去区分他们。这样的问题还是让法官在判刑的时候去考虑吧。

    “知道了。”我说，“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他把门关上了。”

    “是哪一位？”

    她指着马兰兹。

    “夏米克，为了方便起见，你能称他为马兰兹先生，称另一位詹雷特先生吗？”

    她点点头。

    “马兰兹先生关上了门。然后呢？”

    “詹雷特先生让我跪下。”

    “弗林先生当时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假装吃惊地说，“他不是和你起上楼的吗？”

    “是的。”

    “詹雷特先生拉住你的时候，他没站在你旁边吗？”

    “在。”

    “然后呢？”

    “不知道。他没进那个房间。他让门关上了。”

    “你没再次看见过他吗？”

    “后来才看到。”

    我深吸一口气，继续发问。我向夏米克询问了后来发生的事。我仿佛让她重新经历了一遍受伤害的过程。她的证词很生动，不过她说话的语气平铺直叙，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好像那终事与她完全无关似的。证词很多，她叙述了他们说过的话，他们大笑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她所做的事。我需要这些细节。但我认为陪审团并不想听，也表示理解。但我需要她叙述得尽可能详细，让她回忆每个姿势，每个人所在的位置，都做了些什么等等。

    的确让人乏味。

    关于受害过程的问讯结束之后，我停了几分钟，然后提出最棘手的问题：“在你的证词中，你声称伤害你的人使用的是卡尔和吉姆这两个名字。”

    “反对，法官大人。”

    弗莱尔·希科里第一次说话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那种能吸引所有注意力的低沉声音。

    “她并没有声称他们使用了卡尔和吉姆这两个名字，”弗莱尔说，“在证词和以前的陈述中，她都说他们是卡尔和吉姆。”

    “我重述一下，”我激怒地说，好像是在对陪审团说话：你们知道他有多挑剔了吧？我转身对夏米克说，“哪个是卡尔，哪个是吉姆？”

    夏米克指认说，巴里·马兰兹是卡尔，爱德华·詹雷特是吉姆。

    “他们向你做过自我介绍吗？”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名字？”

    “他们是那样互相称呼的。”

    “你证词中有。比如，马兰兹先生说：‘吉姆，让她这样弯下去。’是这样吗？”

    “对。”

    “你知道两个被告既不叫卡尔也不叫吉姆吗？”

    “我知道。”她说。

    “你能解释一下吗？”

    “不能，我只是在告诉你他们说过的话。”

    回答得好没有犹豫，没有找借口。我不再追问。

    “他们强奸你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让我洗干净。”

    “怎样洗？”

    “他们把我塞到浴缸里，还在我身上抹肥皂。那个浴室里有那种冲水软管。他们让我用力擦洗。”

    “然后呢？”

    “他们把我的衣服拿走了，说是要把它们烧掉。然后，他们给我一件丁恤和一条短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