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炉。空气冰冷，除验尸用的电锯外没有任何现代化设备。从不透明的天窗透入的暗淡的灰色微光，只够照亮那令一位父亲不忍目睹的覆盖着尸体的白纸罩。

    “这个环节一向最为艰难，”她说，“谁都不该到这里来认人的。”

    我跟着她进入一间小储物室，帮忙拿出几盒注射针筒、口罩和手套。

    “是在谷仓的横梁上吊死的。”我们忙活时她说，“他一直在接受针对酗酒和忧郁症的治疗。很多人和他一样，失业、女人、毒品。不是上吊就是跳桥。”将配备品放进一辆手术推车时她瞥了我一眼，“感谢上帝，我们没有枪械，尤其我这里又没配备X光机。”

    弗利身材纤细，戴着老式厚框眼镜，偏爱斜纹软呢服装。我们是多年前在维也纳的一场国际法医科学会议上认识的，那时女性法医病理学者非常少，尤其在国外。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玛格丽特，我必须提早回美国，”我深吸一口气，环顾四周，有些恍惚，“昨晚我没睡好。”

    她点了根烟，盯着我。“我可以把你要的资料拷贝一份。你什么时候走？照片可能得等几天，不过我可以寄给你。”

    “只要一想到这类凶手还逍遥法外，就不免觉得刻不容缓。”我说。

    “很遗憾他成为你的负担。我本来还指望经过这些年他会洗手不干呢。”她抽着浓烈的英国烟，愤愤地弹了下烟灰，“我们休息一会儿吧。我的鞋子开始变紧了，脚肿的缘故。站在这种该死的硬地板上，脚很容易酸痛。”

    休息区是角落里的两张矮木椅。弗利把烟灰缸搁在这里的一张轮床上，两脚搭在箱子上，继续吞云吐雾。

    “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可怜的人，”她开始谈论连环凶杀案，“第一个被送到这里时，我还以为是爱尔兰共和军。除了爆炸案，我还从没见过那么破碎的尸体。”

    我不由自主地忆起了马克，思绪飘回我们热恋的时光。他的身影瞬间浮现，微笑着，眼里闪现的狡黠格外迷人，每当大笑或捉弄人时尤为如此。在乔治城的法学院，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欢乐、争论、熬夜的经历，我们对彼此的渴求无休无止。多年后我们各自结婚、离婚，重新来过。他始终是我生活的主旋律，来了，去了，又忽然打电话或出现在我的门前，拧碎我的心，弄乱我的床。

    我忘不了他，始终无法相信伦敦火车站的一次爆炸就终结了我们暴风雨般狂热的关系。我无法相信他死了，无法想象那副景象，因为他没有留下最后的画面供我凭吊。我从未见过他的遗体，也逃避一切可能见到的机会，就像那个都柏林老人不忍亲睹儿子的遗体一样。我忽然意识到弗利在对我说话。

    “抱歉。”她重复道，眼神哀伤，因为她熟知我的过去，“我无意挑起令你痛苦的话题。今天早上你似乎心情不佳。”

    “你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观点，”我试着振作精神，“我怀疑凶手极可能是个爆炸制造者。他不在乎炸死的是谁。受害者对他而言没名没姓，只不过是他邪恶而不可告人的信仰的祭品。”

    “如果问你一个关于马克的问题，会不会惹你难过？”弗利说。

    “尽管问，”我微笑着说，“反正你也不会客气。”

    “你去过事发现场吗？重回他遇难的地点？”

    “我不知道事发现场在哪里。”我迅速回答。

    她抽着烟，一边打量我。

    “我是说，我不清楚究竟在火车站的哪个角落。”我结结巴巴地含混说道。

    她仍然一言不发，只将烟蒂丢在脚下踩熄。

    “老实说，”我继续说，“自从他死后我根本没去过维多利亚车站。我没有理由去那里坐火车，或坐火车到那里。滑铁卢车站大概是我到过的最后一个火车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