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他说，“我认为她在这里绝对安全，除非你有其他顾虑。”

    “我不敢肯定，”韦斯利也看着我，“也许还是派人跟着她更好。”

    “不用了，没人知道我在伦敦。”我说，“而且马特医生相当顽固，威逼利诱对他都没用。要是有人跟着我，他一定不会透露任何口风，那我这趟就白来了。”

    “好吧，”韦斯利勉为其难地说，“随时让我们知道你在哪儿。还有我们得在四点前见面，飞机那时起飞。”

    “如果有事我就会通知你，”我说，“你们一直待在这里吗？”

    “如果不在，秘书会告诉你去哪里找我们。”奥尔森说。

    我下楼到大厅，喷泉大声飞溅，林肯铜像高高耸立在一面挂着历届总统肖像的墙前。警卫尽职地检查护照和访客，我在他们冷峻的注视下通过后，仍能感觉到他们跟随的目光。早晨街道湿冷，我拦了辆出租车，告诉司机距离并不算远的伊顿广场外上流住宅区的一个地址。

    老马特太太住在伊伯里街的三层楼多栋联建住宅区。她房子那斑驳木瓦屋顶上的烟囱漆成红色，格外抢眼。窗台上的花盆种满黄水仙、番红花和常春藤。我爬上二楼敲门，应门的不是潮水镇的法医。一位端庄的妇女看着我，我同样困惑。

    “对不起，”我对她说，“我猜这里已经被原来的屋主卖掉了。”

    “我们一直住在这里。”她语气坚决。

    “我是来找菲利普·马特的，”我接着说，“一定是我弄错了……”

    “哦，菲利普是我哥哥，”她亲切地笑道，“他上班刚走，你正好错过了。”

    “上班？”我说。

    “对呀，他通常都这时出门，避开交通髙峰，虽然我不认为真有这个必要。”她犹豫了一下，意识到该提防面前的不速之客，“要我告诉他谁来找他吗？”

    “我是凯·斯卡佩塔医生，”我说，“我找他有急事。”

    “啊，”她很惊喜，“我听他提过，他对你赞不绝口呢。要是知道你来了他一定非常髙兴。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有机会来的话，我绝不会错过。你能告诉我到哪里才找得到他吗？”我追问。

    “当然，在豪斯佛瑞路上的威斯敏斯特公共太平间。”她犹豫片刻，有点纳闷，“我以为他告诉过你。”

    “是的，”我笑道，“我为他感到很高兴。”

    我不确定自己在说什么，但她看起来很开心。

    “别告诉他我来过，”我接着说，“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太棒了，他准会大吃一惊。”

    我重新拦了辆出租车，心想她应该是真诚的。无论马特回英国工作基于何种理由，我都不由得兴奋起来。

    “您要去法医办公室吗？”司机问我，“就在那里。”他指向一栋漂亮的砖砌建筑上开着的窗户。

    “不，我要去验尸间。”我说。

    “哦，就在这里了，您走着进去可能比我载您进去更好。”他嘶哑地笑道。

    出租车停靠在一栋依伦敦标准看略显寒酸的建筑前，我掏出车钱。砖造楼房装饰着花岗岩，顶楼围着造型特异的护墙，周遭环绕造型华丽的铁镑色锻铁围篱。入口名牌上的日期显示，这个验尸间已有一百年的历史。我不由想到这一百年间司法医学的发展何等艰辛，要不是有这些前人的努力，有些案件的破案证据永远无法找到。

    接待处很小，但体贴地提供了与办公大楼一样的会客室。敞开的门后有一道长廊，空无一人。这时，一位年轻女子捧着本厚厚的书从房间里出来，我朝她走去。

    “对不起，”她吓了一跳，“你不能进来。”

    “我找马特医生。”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