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轻触我的手肘，我们去乘电梯上楼。

    到了十二楼，他陪我走向我的房间。我紧张兮兮地插入门卡，起初拿反了，接着又无法对准磁条，黄铜门把上方的小灯始终亮着红色。

    “应该这样。”韦斯利说。

    “可以了。”

    “我们喝杯睡前酒好吗？”我打开房门亮灯时，他问。

    “这种时候，我们还是吃颗安眠药，然后休息吧。”

    “这正是睡前酒的功用啊。”

    我的房间布置简单但设备齐全。我将旅行袋往大床上一抛。

    “你到这里工作是因为你父亲的缘故吗？”我问。

    韦斯利从来不曾和我一起来纽约，有一件关于他的事一直困扰着我。

    “他曾经在纽约工作。没错，的确如此，我未成年时经常来这个城市。”

    “小酒吧在电视机下面。”我说。

    “我得有钥匙。”

    “当然。”

    他眼里闪动着笑意，从我伸出的手中接过钥匙。他的手指温柔地碰触到了我的手掌，让我想起从前。韦斯利很有一套，而且风格独特。

    “我是否该弄些冰块？”他旋开一瓶两量杯装的帝王威士忌的瓶盖。

    “纯的就可以。”

    “你喝酒简直像个男人。”他将酒杯递给我。

    我看着他脱去深色羊毛大衣和剪裁精细的上衣。他的纯白衬衫经过一整天的折腾变得皱巴巴的。他卸下枪肩袋和手枪，搁在化妆台上。

    “没有配枪觉得很奇怪。”我说，因为我经常携带着一把点三八口径手枪，在某些紧急状况下则带着勃朗宁大威力手枪。但纽约的枪械法律对于外地警察或像我这样的人并无特别优待。

    韦斯利在我对面的那张床上坐下，我们啜着酒，四目对望。

    “过去几个月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在一起。”我说。

    他点点头。

    “我觉得我们应该谈谈。”我继续说。

    “好，”他没有回避我的注视，“说吧。”

    “我懂了，必须由我先开始。”

    “我也可以，但你大概不会喜欢听。”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

    “我在想，现在是圣诞节的凌晨，我待在你的饭店房间里，康妮则单独在家，睡在我们的床上，因为我不在而闷闷不乐，孩子们也为此而不开心。”

    “我应该在迈阿密，我母亲病得很重。”我说。

    他沉默着垂下眼睛。我真爱他脸上犀利的棱角和光影。

    “露西都回去了，而我还是一如往常地缺席。你知道我有多少个假期没有跟家人共度了？”

    “是啊，我清楚得不得了。”他说。

    “老实说，我不记得有哪个假期不是被这些恐怖案件弄得心情低落。所以，无论我是跟家人在一起还是单独一个人，其实都没有区别。”

    “你必须学着放开这些，凯。”

    “我已经尽力在学习了。”

    “你必须把它们留在门外，就像处理穿到犯罪现场的污秽衣服一样。”

    我办不到。没有一天回忆不被勾起，影像不停地闪现。我会看见一张由于受伤或死亡而肿胀的脸、一具被捆绑的躯体，我会看见不堪忍受的苦难和毁灭过程，因为没有什么逃得过我的眼睛，我太了解受害者了。我闭上双眼就能看见雪地里的脚印，看见宛如圣诞节一般殷红的鲜血。

    “本顿，我不想在这里过圣诞节。”我极度沮丧地说。

    我感觉他坐到我身旁来了，将我拉向他。两人就这么拥抱着，我们不通过接触就无法感受到亲近。

    “我们不该这样。”我说，却仍拥抱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