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朋友出去逛了。她们送我到这里后出去的，大概一小时后回来，然后我们要去望弥撒。不过，我不知道她的朋友去不去，因为她不是天主教徒。”

    “露西的朋友有名字的，她叫珍妮特，人很好。”

    “我不想扯远了。”

    “妈妈怎么样？”

    “老样子。”

    “老样子是什么意思，多萝茜？”我说。她开始惹恼我了。

    “今天他们替她吸了很多次痰。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你绝对无法想象那种情景。她拼了命想咳嗽，却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因为她的喉咙里插着一根可怕的管子。她今天只离开呼吸机五分钟。”

    “她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当然知道，”多萝茜沮丧地说，“哦，是的，她知道。我在她的桌上放了棵小圣诞树，她哭个不停。”

    一股莫名的痛楚涌上胸口。

    “你什么时候过来？”她追问道。

    “不知道，我们还不能离开纽约。”

    “你有没有想过，凯，你这辈子都在为死人的事烦恼？”她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我觉得你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和死人——”

    “多萝茜，告诉妈妈我爱她，还有我打过电话。请告诉露西和珍妮特，今天晚上或明天我会再和你们联络。”

    我挂断了电话。

    韦斯利依然站在窗前，背对着我。他对我的家庭纷扰相当了解。

    “很遗憾。”他温和地说。

    “就算我在那里，她也是一样的。”

    “我知道。可重点是，你应该在那里，而我应该在家里。”

    每次他提到家我就不舒服，因为他的家和我的不是同一个。我开始重新思考这桩案子。当我闭上眼睛，就看见了那个宛如光溜溜人偶的女人。我回忆着她所有可怖的伤痕。

    “本顿，他杀害那些人的时候，真正杀害的到底是谁？”

    “他自己，高特在杀害他自己。”

    “不可能全部都是。”

    “对，但有一部分是。”

    “那对他来说是一种运动。”我说。

    “的确，这是事实。”

    “他的家人呢？我们还知道多少？”

    “不多。”他没有转身，“双亲都健在，住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波佛。”

    “他们是从奥尔巴尼搬过去的吗？”

    “记得那次水灾吧？”

    “哦，是啊，那场暴风雨。”

    “南佐治亚州几乎被冲走。高特一家一定是那时迁到波佛的，我想一方面也是为了避人耳目。”

    “这我能想象。”

    “没错，他们在佐治亚州的屋子前面经常挤满了旅游车，记者一天到晚敲他们的门。他们不肯和警方合作。你知道，我一直要求做访谈，可始终遭到拒绝。”

    “但愿我们对他的童年多一点了解。”我说。

    “他是在一大片家族农场上长大的，那基本上是一栋坐落在几百英亩胡桃树林中的白色木造大房子。附近有工厂，生产一些在南方的卡车休息站和餐厅贩卖的坚果、糖果。至于高特在那栋房子里的生活状况，我们就不清楚了。”

    “他妹妹呢？”

    “我想还住在西岸吧，我们找不到她，反正她可能也不愿意和我们谈。”

    “高特会同她联系吗？”

    “很难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显示他们曾经亲近过。高特这一生似乎从未与任何人亲密过——就一般标准而言。”

    “你今天到哪里去了？”我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情绪也放松了许多。

    “我同几个探员谈了话，然后走了很久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