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吗？”

    我戴上手套，凑近了些。

    “斯卡佩塔医生，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在上吊时仍活着？”

    “这一点无法确定，”我说，“除非我们能找到其他死因。”

    “例如中毒。”

    “那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的。如果真是如此，毒性一定很烈。他回家不久，莫特便发现他已气绝。由此判断，他应该不是离奇致死，而是因上吊窒息。”

    “上吊方式呢？”

    “仍难断定。”我说。

    弗格森的器官都已切割下来，并以塑料袋裹好再次放回胸腔后，我协助詹雷特医生清理现场。我们用水管冲洗解剖床和地板时，一个助手将尸体推走，存放于冷冻库中。我们边清洗解剖器材边聊起来。这个年轻医生当初就是被此地淳朴的民风吸引而来，如今这里却发生了这种事。

    他告诉我，他希望在一个人心纯洁、信仰上帝的地方成家立业。他想让子女上教堂，上运动场。他想让他们远离毒品、恶行、电视暴力的污染。

    “斯卡佩塔医生，”他继续说，“问题是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地方，即使在这里也一样。上周我一直在处理一个遭到性侵犯后被杀害的十一岁小女孩的尸体。现在又有一个州调查局探员男扮女装。上个月我碰到过一个服用可卡因过量的孩子，她才十七岁。还有酒后醉驾者，我老得处理他们和被他们撞到的人的尸体。”

    “詹雷特医生？”

    “你可以叫我吉姆。”他正沮丧地收拾一个台面上的文件。

    “你的孩子多大了？”我问。

    “我和我妻子正在努力。”他清了清喉咙，将目光移开，但我仍然瞥见了他眼中闪逝的痛楚。“你呢？你有孩子吗？”

    “我离婚了，有一个视如己出的外甥女。”我说，“她在弗吉尼亚大学读大四，目前在匡提科实习。”

    “你一定以她为荣。”

    “没错。”我回答道。露西的身影与声音，以及我对她生活的隐忧浮上心头，笼罩着我。

    “我知道你想跟我谈谈埃米莉·斯坦纳，她的脑部保存在这里。”

    “我很想看看。”

    病理学家一向将脑部保存在俗称福尔马林、浓度百分之十的甲醛溶剂中。运用这种方法可以保存并强化生理组织，进一步进行各项研究，尤其是对脑部这个人类器官中最难懂的部位。

    遗憾的是，这套程序太过实事求是，未能顾及当事人的尊严。詹雷特医生走到操作台前，从台下取出一个塑料盒，上面贴有埃米莉·斯坦纳的名条和档案号码。他将脑部从福尔马林溶液中取出，摆在解剖板上，我粗略看了一眼就发现这个案子有可疑之处。

    “完全没有活体反应。”我吃惊地说。福尔马林溶液熏得我几乎睁不开眼。

    詹雷特医生在弹孔处插入一根探针。

    “没有颅内出血，没有肿胀。子弹并未穿透这些桥脑，也没有穿透基底神经节或任何重要部位。”我抬头望着他，“这种伤不会让人当场毙命。”

    “对这一点我无法反驳。”

    “我们必须找出真正死因。”

    “我真希望你能告诉我死因是什么，斯卡佩塔医生。我已在进行毒物检验。除非检验后有重大发现，否则我想不出任何致死原因——除了头部的枪伤。”

    “我想看看肺部组织的切片。”我说。

    “在我的办公室。”

    我在考虑小女孩是否溺毙。几分钟后，我在詹雷特医生的显微镜下看到肺部组织的切片时，问题仍一片混沌。

    “如果她是溺亡，”我边指边向他解释，“肺泡应该肿胀。肺泡内会有积水，呼吸系统的上皮细胞也会有不相称的自溶变化。”我再度调整显微镜的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