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正坐在一条长椅上，津津有味地读一本小说，但我知道在我开口打招呼之前，他早已注意到我了。当一个参观团与我们擦肩而过时，韦斯利将书合上，放进外衣口袋，站了起来。

    “旅途顺利吗？”他问道。

    “加上前往机场和离开机场到达市区的时候，乘飞机与开车相差无几。”

    “你说乘飞机来的？”他替我拉开大厅的门。

    “我让露西用我的车。”

    他摘下墨镜，替我们俩各取了一张来宾通行证，“你认识刑案实验室的主任杰克·卡特赖特吗？”

    “见过面。”

    “我们要到他办公室展开一场快速又令人讨厌的讨论，”他说，“之后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哪里？”

    “一个很难前往的地方。”

    “本顿，你再这么神秘，我可别无选择，只能说拉丁语来报复了。”

    “你知道我最痛恨你说拉丁语。”

    我们将来宾通行证插入一个旋转门内，沿着一道长廊走向电梯。每次来联邦调查局总部，都会令我更不喜欢这里。很少有人正视你或微笑，每件事或每个人似乎都隐藏在各种白色或灰色的百叶窗后。实验室间的走道错综复杂宛如迷宫，如果我独自行走，一定会迷路。更糟的是，在这里工作的人似乎也不认路。

    杰克·卡特赖特办公室的景观不错，阳光照在窗户上，使我想起了当年埋首工作，兢兢业业的美好时光。

    “本顿，凯，你们好。”卡特赖特与我们握手，“请坐。这位是乔治·基尔比，这位是希斯·理查兹，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你们见过吗？”

    “没有，你们好！”我和那两人打招呼。他们都很年轻，神情严肃，衣着朴素。

    “有人喝咖啡吗？”

    没有人喝，卡特赖特似乎也急着谈正事。他看起来很迷人，而他那令人肃然起敬的办公室似乎也在向人证明他的办事方式。每份文件，每个公文袋和电话留言都井然有序地放在固定位置，一个笔记本上摆着一支老旧的银色派克钢笔——只有极度守旧的人仍在使用。窗边摆有盆景，窗台上还摆着他妻女的照片。外面阳光普照，车水马龙，小贩在叫卖t恤衫、冰激凌和牛奶。

    “我们一直在侦办斯坦纳的案子。”卡特赖特开始了讨论，“目前为止有很多相当有意思的发现，我先从或许是最重要的开始，即在冰箱内找到的皮肤。虽然DNA分析尚未完成，但我们仍然可以确定那是人类的生理组织，血型呈O型阳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受害人埃米莉·斯坦纳也是O型阳性血。那块生理组织的大小，形状也与她的伤口相符。”

    “能确定那块生理组织是用什么器具切割下来的吗？”我问道，同时记着笔记。

    “一种单刃，锐利的切割工具。”

    “这几乎囊括了所有刀具。”韦斯利说。

    卡特赖特继续说，“根据凶手切割时划在肌肉上的第一个点判断，是一种有尖端的单刃刀。目前只能将范围缩小到这里。还有——”他望向韦斯利，“在你送来的刀具上找不出任何人类的血迹。呃，就是从弗格森家送来的那些。”

    韦斯利点点头，面无表情。

    “下面谈微物证据，”卡特赖特接着说，“这就开始变得有趣了。我们在显微镜下找到了被害人尸体和毛发上某些不寻常的物质，鞋底也有，经查为若干与她床铺上的毛绒相符的蓝色亚克力纤维，以及与她穿去教堂的那件绿色灯芯绒外套相符的绿色棉纤维。还有若干羊毛纤维，出处不明。我们也找到了若干尘土，来源广泛，无法确定，但也不是到处都能找到。”

    卡特赖特从他的旋转椅上转身，打开身后柜子上的放映机。画面上出现了四个不同角度的切片，是一种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