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离开里士满，他则从没有想要搬到里士满。然后他开始想回到街上，请求调派到地区办公室，或在首都华盛顿任职。这些情节不断地重演，直到我们之间最后只剩下无止尽的争执。”我停顿了一下，尝试着解释一些永远理不清的乱丝。“也许是我自己有问题。”

    “你不能一边跟别人生活在一起，一边继续你以前的生活方式的，凯。”

    我跟马克之间，对彼此说过那样的话有多少次了？到最后，我们除了那个命题外，什么也没有了。

    “真的值得为了维持你所谓的自我，来付出你现在尝到的代价吗？那个你们两人都在付出的代价？”

    有无数次我也问着自己同样的问题，但我没有向艾比倾吐。

    她点燃一根香烟，向那瓶白兰地伸手过去。

    “你们两个是否去求教咨询过，”

    “没有。”

    这个回答并不完全真实。马克和我确实没有去寻求协助，但我自己有，而且还继续看着一个心理医生，虽然现在已经没那么频繁。

    “他知道彭顿·韦斯利吗？”艾比问。

    “当然。彭顿早在我来弗吉尼亚之前，就在学院训练马克，”我回答，“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马克在丹佛的工作是什么？”

    “我不知道，一些特别的任务吧。”

    “他知道这里发生的事吗？那些情侣的事？”

    “我想是吧。”停顿了一会儿，我问，“怎么了？”

    “我不知道，但是你和马克谈话时要小心注意。”

    “今晚是好几个月来他第一次打电话。你听到的，我跟他没说什么。”

    她站了起来，我领她到卧房。

    我拿睡衣给她，又指着盥洗用具，她继续说着话，但刚喝下的白兰地显然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他会再打电话来，或你会打给他，所以要小心些。”

    “我并没有打算打电话给他。”我说。

    “那么，你真是跟他一样糟糕，”她说，“你们两人就像地狱小鬼一样刚愎自用，又记仇。好了，那就是我对这个情况的评价，不管你喜不喜欢。”

    “我必须在8点钟到达办公室，”我说，“我会在7点钟把你叫醒。”

    她轻轻拥抱我，亲亲我的面颊，道声晚安。

    那个周末我很早就外出，买了份《华盛顿邮报》，但没有找到艾比的报导。下一个星期也没有，又过一个星期，仍然没有。我觉得奇怪。艾比还好吧？为什么打自她来里士满拜访我之后，就没听到过她的一点消息？

    10月底时，我打了电话到报社的办公室。

    “很抱歉，”一个男士的声音，听来很急促匆忙。“艾比在休假中，要到明年8月才会回来复职。”

    “她还在华盛顿吗？”我问，惊讶得无以复加。

    “不清楚。”

    挂断电话，我翻阅我的电话簿，打到她家。那头传来答录机的声音。艾比在往后数星期并没有回我的电话，也没有只字片语。一直到圣诞节刚过不久，我才开始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1月6日，星期一，我回家，在我的信箱里找到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寄信人住址，但上面的字迹我是再熟悉不过。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有一张黄色法律用纸，潦潦草草地签有“FYI·马克”的名字，和一份从最近《纽约时报》里剪下的短文。我无法相信地读到，艾比·敦布尔跟书商签了约，要写有关弗雷德·柴尼和德博拉·哈威消失的故事，以及他们的这件案子跟弗吉尼亚州其他四对情侣先失踪后死亡的案件之间“恐怖的牵连”。

    艾比曾经警告我要小心马克，现在换他来警告我小心她，或者他把这则剪报寄来有其他的用意？

    我失魂落魄地独自